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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何其芳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是位重要人物，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他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民间文学领域“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与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开始的特殊时段——延安时期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何其芳;民间文学;延安文学传统 在20世纪的文学领域和学术界，何其芳是位重要人物，对于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研究者众多。学人研究中，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成果被忽视。民间文学研究是他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梳理他在这一领域的成果有利于全面了解他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有助于理清民间文学与延安文学的关系，他对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50-70年代的民间文艺学学术史、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 一 何其芳与民间文学 何其芳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开始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和活动家的40年代。在文艺界掀起的“民族形式”论争中，何其芳主张“要以采取进步的欧洲文学形式为主”。[1] 1942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检讨与改造自己。……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2](p.520) 他学习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理论，开始运用新的思想和理念对文学进行批评与研究。这一时期正是他从事民间文艺学的开端。何其芳于1938年夏到达延安，执教于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10日，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了在延安的工作。当时延安提倡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鲁艺都参与其中。鲁艺除了音乐系及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外，文学系和文艺运动资料室(1945年2月成立)也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后两个部门都由何其芳负责。在鲁艺，他和张松如共同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他讲授民歌部分。文艺运动资料室把收集到的陕北民间文学材料加以整理，编为选集。“由于民歌材料最多，就先从民歌着手。……我一边整理陕北民歌，一边找了一些地方的民歌集子和登载民歌的刊物来同时研究。”[3](p.337)他负责《陕北民歌选》的歌词写定、编选、注释，于1945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该书重版时他写了《论民歌》一文作为序。 《关于现实主义》一书是何其芳40年代文学批评的论文集，其中关涉民间文艺学的有《杂记三则》、《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略论当前的文艺问题》、《谈民间文学》、《从搜集到写定》等。他的这些文章写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除了《杂记三则》外都写于1944年和1945年他赴重庆做革命文艺统一战线的工作时期，当时他被赋予了毛泽东《讲话》的宣传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权威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文艺理论体系中，民间文艺学占有一席之地。他在论述民间文艺与新文艺的关系，新诗与民间文学形式、现代格律诗、文学史、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等问题时都阐述了对于民间文艺的见解。相关的文章主要有《随笔四篇》(1950年)、《话说新诗》(1950年)、《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1951年)、《关于现代格律诗》(1954年)、《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1958年)、《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1959年)、《再谈诗歌形式问题》(1959年)、《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60年)、《优美的歌剧<刘三姐>》(1960年)、《<工人歌谣选>序》(1961)、《诗歌欣赏》(1962年)等。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时，他说:“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他还讲起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同年5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他们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对西藏叛乱及随之陡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的态度。毛泽东提到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辑成册，后来这项工作由何其芳具体负责。《不怕鬼的故事》编辑完成后，何其芳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写了近万字的序言，这个序言写作是何其芳与毛泽东的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事件。[4]该书出版后成为当时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 他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少数民族文学。1956年2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问题。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确定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字概况。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部分代表出席了会议。1958年，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调查中，有30多个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调查工作。后来由民族委员会编印了一本《1958年少数民族调查资料汇编》。1961年3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北京、新疆、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各省、市、自治区的7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会上何其芳做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的发言。 他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开始于一个特定时期，之后他从较为宏观的视域领延续着在这一领域的探讨。本文主要从民间文艺的“艺术性”和“社会性”、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