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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媒的作用。传媒是柄双刃剑，它塑造了民族主义，塑造了少数族群的主体性意识，但同时也让中央政府更容易地将它的信息传递到少数民族受众那里，增强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在信息爆炸时代，大众传媒通过对于语言与翻译的操控，很大程度可以操控人们对于问题的认知。比如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中常常将“中国人”等同于“汉人”，尤其是在汉语“中国人”与“汉人”的英译都是Chinese，这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负面效应：一助长了对于中国人大汉族主义的肆意想象;二是在许多涉及话语交锋的场合，比如外交文件和新闻报道中，将“Chinsese”(中国人)与Tibetan(藏族)或Uyghur(维吾尔族)并提，仿佛它们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似的。[22]一些缺乏必要知识背景的本土文化精英往往跟着人云亦云，殊不知至少在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人”是包括汉人在内的不同族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承认的少数民族为55个)的聚合。改变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应该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宣传利器的少数民族文学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国家主义的教学与对这种多元主义神话的少数者批评话语之间的交锋。有鉴于此，在面临多民族文学研究时，有必要提倡一种语境主义政治理论。语境非常重要，首先族群关系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其次地缘、历史等其他因素同样也使得西方原则无法适用于全体世界，尤其是有着复杂历史渊源的中国各民族。自由多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散布着它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精英那里，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少数族裔的实际政治要求与文化吁求往往差别很大。比如美国存在的不同少数族裔群体致力于协商的“公民身份制度”和“种族权力”在中国就不存在。有作家和学者将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美国的西进运动相提并论，这就是一种误读[23]。自由主义者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强调个人权利，这既是提升群体权利的基础也是其障碍，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时，应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简而言之，一种多元主义的普遍论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即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性中寻求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承认具体的文化认同要求，同时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实践，以之作为的民族身份的功能性基础，并且也施行具体的针对性政策对特定族裔群体由于历史性原因造成的不利和落后进行必要的扶助。[24]近些年中国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更多还是由于经济问题造成的，不过被学术、媒体和知识传播体系改造成了概念的暴力、话语的冲突和语词的较量。对于此，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辨析，另一方面也要从实践中进行改进;民族身份、民族文化上应当理解、尊重少数民族的要求，同时少数民族也应该通过转换性地融入到主流社会中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25]。 上述这些，也正是在对中国多民族文学检视后，从全球语境“他之石”的视角，对中国民族以及多民族问题进行观照而生发出的一种思考。 本文原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