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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早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目标是将少数族群融合到政党—国家的行政结构中去，而并不是将主体文化(一般被表述为汉文化，其实“汉文化”在这里只是一种最为便利的能指)或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但是在1950年代晚期直到1970年代晚期，融合的观念与同化的观念没有明确地进行区分，尤其是当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发动起一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激进运动时，民族、族性等问题较之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就完全处于次要地位了。而在1980年代又受到中美关系以及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左右，对此种情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拨。简单一点说，1980年代的整体“解放思想”潮流指向，其实是一种狭隘的“世界主义”，又回到了一切向西方看齐、“走向世界”的以夷为师逻辑之中。尽管“全盘西化”可能只是无数兴起的话语中的一种较为极端的说法，但是总体而言，西方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其实具有标尺的意义。因此，这一时期，边缘性话语在对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逆反中，获得非常活跃的生存空间。少数民族及其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呼应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度中断的中国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以及刻意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成分的国别文学史也陆续出现。 中国文化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由来已久，文化主流也没有长时间分裂中断过，故而一写文学史总是要追溯到先秦，乃至神话。而各种族群文化分子错综纠葛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一种混血的状态，这给族别文学史的写作者，以及将少数民族文学填充式加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者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文学创作来说，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构建出一种区别于“汉化”的写作潮流，刻意寻求本民族的独特根性，而部分忽略了原本多民族难以割裂的彼此互动与影响。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本土源发性话语的缺乏。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全球性资讯交流的加剧，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建构主义和身份政治有着不加辨析的偏狭认同。“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16]天然的历史性建构被发现，让有些人如获至宝，似乎解构“中华民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也就成了自我标示的身份标识了。但是中国的历史情形是，第一，民族、族裔身份认同本身就存在多样性，国家(国族)认同与少数民族(族裔、族群)认同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其次，从逻辑上来说，既然认同、同一性是被建构的，那么差异性、多样性同样也是被建构的。第三，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本身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复杂现象。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认同，忽略国家同一性的共同认同，不能不说是1990年代以来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文化多元主义不加辨析和限定对于少数者话语造成的伤害其实早已内在于其逻辑之中。[17] 全球化时代的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关键词是多样性：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影响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地区，并且它本身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它不仅包含着我们一般联想到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那些层面，比如市场、投资和源自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文化潮流，也包含着相反的同样广泛传播甚至全球性的力量比如伊斯兰穆斯林文化理念。有些人一知半解、半通不通，没有认清族裔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会狭隘地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与重要，而忽视笼罩在其上的民族/国家利益。要知道，将国家误读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上的中立指涉，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传统下的抽象认知，其本身便构成了一种价值判断。而在现实实践层面，国家从来都不是价值无涉的，话语与学术也从来不可能脱离主观性。无论如何族裔或者种族都是一个亚民族(国家)的术语和现实存在。固然，我们可以清算“华夏中心主义”历史观，但是却无法应对实际中的问题。事实上，知识与意识形态的交织、学科与历史传承的“建构”、“发明”在晚近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必然的宿命。那么在这种宿命中，我们究竟采取如何的价值和政治立场才是重要的。 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各种物质与精神产品就以单向强势的特点极大影响中国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及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球化的步伐更进一步加快。这对中国各民族来说，不仅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和知识层面的影响，更多还有那些无法被这些类似范畴所归纳的比如环境的破坏性掠夺、生态污染、非原生疾病的感染和流传等。有西方学者将全球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影响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能源，尤其涉及到中国新疆与西藏、中亚、俄罗斯和美国。2、旅游，1990年代后到21世纪初，中国快速跃升为国际上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据估计有望在2020年成为全球首选的旅游地点。观光客不仅带来了观念和时尚，同时也加剧了诸如卖淫嫖娼和艾滋病毒等复杂社会问题。3、地缘政治和宗教问题尤其复杂：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并且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偶像;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愈大，且较之于新中国初期，与境外穆斯林的联系更加密切;傣族的小乘佛教与泰国以及缅甸的教友联系等等。同时，许多地方性、弥散性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获得新生;还有的地方性信仰则成为文化创意开发产业的资源。4、性别、就业与平等问题。5、人口问题。[18]这种全球化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复杂、交叠和分离性的秩序，充满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不平衡，并由此产生出种族、科技、金融、传媒以及意识形态等力场之间的失衡与断裂。[19]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全球化也许主要是一个单向街，但是也不完全如此，它不仅仅是个接受者，同时也是全球化潮流的一个策源地。首先，现实情形中，全球化造成了的政治与经济不安定感，催生了一种能巧妙周旋于处于各种矛盾倾向之间的灵活的跨国主体(比如超越于民族/国家层面的跨国公司)，并由此构成了对全球化的讽刺性批判。[20]这种跨国精英也在中国出现了，这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个被称为“流动的现代性”[21]的当代世界中，“阶级”的最新的含义。在这种情形下，民族问题再一次从属于阶级问题。这也是历史性眼光所必须要注意到的，在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的问题也许比民族之间的问题更为棘手，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却依然暗昧不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