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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来都不是自外于世界性的关系网络之外,只有从全球近代史发展的视野才能对其加以定位。晚清时从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天下观念向民族主义革命话语的转变表明了"再造中华"的国族观念的逐渐形成。国族主义因为因应外来殖民和帝国主义,而不得不压抑了内部的多元化的少数族群(族裔)的话语。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少数民族文学才作为平等的"人民"文学的一个组成分子而进入到国家叙事和学术规划之中。不过,当下我们需要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本身进行反思,重新发掘"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的新的含义,多元主义的普遍论可能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更多还原 关键词：多民族; 全球性; 多元文化主义; 普遍论 少数民族文学事实早已存在，但“少数民族文学”是现代产物，就中国多民族文学而言，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和国家性，另一方面从其一开始就身处于全球语境之中。如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发现的：“1850年之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扩张把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放到了全球性的道路之上，但通过帝国主义的征服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来这么做，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全球大战——之中才达到了其顶点。在途中，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被剥夺了它们先前的各种意义，然后再按照殖民地和帝国行政管理的便利来非领土化。不仅相对空间通过运输和交通方面的各种创新被革命化了，而且这种空间所容纳的东西也基本上被重新安排了。支配全世界空间的地图在1850年到1914年之间改变得全然无法辨认。”[1]这段话敏锐地指出了资本殖民过程中，对于空间的调适：它将原先的世界格局通过暴力或隐形暴力的手段摧毁，然后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加以安排和规划，其结果之一就是族群的离散和相应的文化的混血。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开始，地方性观念遭受破坏性打击，这既是一个去领土化(deterritory)的过程，也是一个再领土化((reterritory)的过程，拆散了原有共同体的固有的血亲和地缘联系，在然后用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予以重新规划调整——这个过程带来包括人文生态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而不仅仅是地理空间。 中外文化贸易交流虽然从古至今绵延不绝，但是实际上直到19世纪才因为遭遇帝国主义的强行进击，而改变了文化格局。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中国(儒家为主导的)文化由“新词汇”的引入到“新语言”的生成的过程。[2]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交织的过程，就像1900年梁启超所说：“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 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3]从“桃源中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自觉，实际上是意识到中国必须在全球地理空间中认识并重新定位自己。 当然，尽管现代中国是被迫进入“世界史”(这个观念带有强烈的殖民意味和欧洲中心色彩，与“全球史”相区别)，它相对于西方的地方性却从来也不是静止无为，而是与之互动的，并且“地方性”本身也存在着西方强势话语的构造在里面。无论如何，中国精英分子至少在19世纪后期对于世界的认识已经从“天下”向“万国”转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变革天命，即用一个朝代来替代另一个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意味着政治结构前提的根本重建，君主神权政治让位于共和民主政治，表现为主权的发明与挪用，领土与疆域的法理化，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重新表述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概念等。 卡尔·瑞贝卡(Rebecca E.Karl)考察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时采取了全球史视角，从全球不平衡性空间的观测入手：“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必须被视为嵌入全球普遍历史问题的一个部分，否则研究就会陷入关于排他性和纯粹真实性的修辞中，也会成为一个单纯记载了中国如何应激性地复制了全球已经存在的制度形式和意识形态的目录。”[4]然后，她发现，“民族”由最初广泛的全球或国际主义的认同(1895-1905)，到逐渐约减成为追求国家力量而进行种族革命(1905-1911)。这个概念的狭义化过程的成果贯穿了推翻王朝体系以及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的基本意识形态的前提。中国的精英分子通过讲述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布尔、印度、埃及的亡国或被殖民故事，将中国与之做隐喻和换喻的对照，从而证明自身民族主义行动的合法性——即把满洲人统治的帝国置换为帝国主义的殖民，由此产生了反讽式的后果：“虽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新近被认识到的现代意义作为它们的表述的关键，但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是由欧美帝国主义所带来的，表现为商业、领土和政治扩张主义，而民族主义则视殖民主义为现代性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改良派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更加倾向于反帝，而更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却是相对较少反帝的，是更加反殖民主义的。这一结果是由于把满族和西方殖民势力历史地对等起来的缘故。……把帝国主义的历史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需要全球性解决的全球现代性问题的认识也导致了一个狭隘的以种族问题为中心的‘中国性’，这就承认了‘人民’不必通过政治意识或革命行动主义来定义，而是通过本质化的种族——人种的类型来指明。这种中心化实际上为中国革命者卸下了从政治上动员‘人民’的重任，因为它可以声称把一个自然化的排满主义作为革命的基础。”[5]当然，在1911年之后，孙中山很快意识到此种种族革命的分离主义危险，它的假定不适应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实际，更不利于未来的政治统一和周边安全，所以早期同盟会的纲领和策略旋即改成了“五族共和”的政策[6]，晚年又吸取了苏联革命的理论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