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族说部从口语社会到书面社会的变化——双向交通到单线交通 就满族说部这一研究对象而言，口语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满族说部原生口语文化传承时代;自从满文发明以后，用满语交流、用满文记录本民族内部的文化变成主流;而满族一统中原以后，学习汉文化，用汉语交流也渐成趋势。在满族发迹的东北还保留较多的满语日常交流外，而在北京虽然还保留了很多满族文化的印记，满语仅以其汉化的形式保留在日常的语言中，与汉语交融在一起了。印刷术的发明，对汉文化的大量翻译、刻印使汉文化的传播在满族中占了一定的地位，彼时满语文化的传承采用了手抄本、记录本的形式。在满族统治时期，满语文化呈现渐趋衰微的状况，虽然清朝统治者对满语骑射的要求希望能保持下来，但是大的趋势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期间，大的政治活动对文化的影响尤为巨大，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的变革辐射到全国，自然也改变了满族文化的传承方式。首先，满语不再是日常交际的主要媒介，满文更趋于衰微;其次满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不敢不愿承认自己为满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针对的是满族上层统治者，但受波及最深的还是下层满族民众。在辛亥鼎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日伪时期，满族文化的自觉保护者多半是那些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地方文化精英的族众。大量的手抄本的流通，在口头的传播为建国后满族文化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口语民族有一些更加准确的记忆。[7]这种记忆相对精炼，都在口耳相传中得以保存。当然，口语记忆也有一定的技巧，反复的重复、背诵是其主要手段。在口语社会，主要衍生的是口语文化，对应的是满族说部传承的主要方式：口耳相传。早期的书写材料促使抄书人的文化长期传承。[8]满族主要有神本子的记录，因其保留在神龛之中，有其神圣性，从篇幅上也限制了其容量不会很大。而那些能够书写的人多半是萨满、族长(穆昆达)或色夫(满语师傅意)。 口语文化对满族说部传承起着世代传播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如不稳定性，口语社会的关键是记忆。记忆把诗歌—音乐朗诵和表演活动转化为创造和再造社会化自我的承载手段，成为个人身份进入集体的载体。口语文学则可说是双线的交通(two ways communication)，作者或传诵者不但可以随时听感到听者的反应，而且可以借这些反应而改变传诵方式与内容。我们可以推测的满族最早的口语文学，主要是萨满神谕，神词，在祭祀时对民众讲述，是音声文本的再现，配合着仪式演唱。而小萨满的学乌云活动，也成为这一活动的注脚。因其神圣性内容很少改变，而向族众讲述的族史、祖先英雄传说，讲古的内容会有些变动，为了调动听者的兴趣主动调整所讲的篇幅、长短、内容等，这是双线的交通。满族使用满语，后来满语、汉语兼有，最后主要是汉语，而萨满神词主要用满语保留，虽然后世的萨满有很多已经不会满语，但是神词中用汉语记录下来的都是满语的意思，若要了解其意义必须将其回复为满语。但很多萨满都主要利用记忆来背诵。 而书写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单线交通(one way communication)，作者很不易得到读者的反应，即使有亦不能把内容改变了。文字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口语不再是继承传统、口头传说和历史的唯一手段;在这个时代里，口语不再用来记述历史，因为需要用口语来记述历史的情况不复存在，口语最适合记述历史的情况也不复存在。文字的确创造了一种储存和再现记忆的手段。文字使诗歌延伸到白纸黑字的书页上，使诗歌展现出视觉形象。满族说部传承的历史一波三折，从使用满文记录，清初大量的汉文典籍翻译为满文，如《三国演义》对满族的作战起到了很大作用。到清中期主要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满族民间口承的媒介就是汉语和满语并重。到清末、民国时期，汉语成为主流。不同时期使用语言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满族说部的传承方式。 在满文刚刚发明创立的时代里，满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被利用来建立和维持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氏族内部的关系，满族非常重视家族谱系的传承，逢龙虎年修谱是常态，修谱时讲述祖先或家族、氏族英雄事迹是维系氏族关系很重要的手段。那时家谱都是用满语书写的，讲述祖先的事迹也主要是用满语，满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雅克·艾吕尔认为，口语需要序列结构的、条理清晰的思想，口语有助于抽象和反思;与此相反，形象是直接而强大的实体，形象没有鼓励批判性思维的手段，更不会需要批判性思维。 麦克卢汉和瓦尔特·翁认为，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有深刻的区别。口头(前文字)文化的运作出自于特定的意识框架。换言之，书面文化的到来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产生了真正重大的变革。比如翁认为，在口语文化里，话语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是比较少的。因此，思想的复杂性和论辩的复杂性对口语文化是一种障碍，因为口语文化不可能记录和记住复杂和抽象的东西。口语文化里的思想有可能有趣，但它出口即逝，所以它不可能在口语文化中产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当文字这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它就使过去不可能保存的结构和机制保存下来了。洛德发现：读写能力在脑子里产生一个文本的观念，而这个概念对叙事起控制的作用，干扰口头创作的过程;口头创作的过程和我比没有关系，这个过程仅仅是“记诵诗歌的过程”。[9] 傅英仁、关墨卿、马亚川等满族说部传承人，他们多半都是将自己半生了解的满族说部都书写下来。尤其是关墨卿，一直没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当20世纪80年代王宏刚等人调查傅英仁时，要求关墨卿老人将他掌握的《红罗女》书写下来，该书稿才得以流传至今。 富育光从小生活的四季屯的父辈们，很多都采用了这种措施来保留满语手稿，从而保留了杨青山、白蒙古讲述的《天宫大战》。而富育光在记录整理《乌布西奔妈妈》的时候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有意识地保留了满语的手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