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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对民俗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是侧重对“民”的研究，还是将“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来讲，“民”和“俗”两者本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民俗学学科内部的这两种观点的分界是真实存在的，并对民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的角度分析，必须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想要否定或杜绝这样的二分法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两种方式各有其意义，旨在将民俗学引向不同的发展前景。 关 键 词：民俗学/学院派民俗学/公众派民俗学/二分法/伦理 在“民”或“俗”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对民俗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奇怪的问题。毕竟，这两者本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创造并展示“俗”，没有“民”就没有“俗”，当你长期与“民”接触时就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他们所创造的“俗”。然而，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选择题是因为它关系到另外两个重要问题：民俗研究中的重点何在;引导民俗学者进入并保持这一学科领域的动因何在。从根本上来讲，究竟应该是在接触一个被边缘化的、拥有特定社会阶层、职业、宗教信仰或种族的“民”，还是应该追求对“俗”(如传统、传播、艺术创造力和认同)的质问?将“民”与“俗”对立纯粹是导向性的问题;意在指出二者把民俗学引向的不同发展前景。 有人认为，“讲故事”是民俗学家的职责。玛瑟·诺库纳斯(Martha Norkunas)就讲述了自己母亲的故事：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在他工作的城市有个情人时，她毅然与丈夫离婚，带着五个孩子离开了他。她放弃了财产和职位，迎接她的却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背负离婚和家庭破碎之耻的生活[1]。诺库纳斯认为，正如母亲的缄默应被载入史册一样，“反抗的故事”也应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此相似的，戴碧拉·寇迪什(Debora Kodish)将民俗学者的工作视为：把那些被人遗忘的重拾回他们的记忆。如某部与“汤姆叔叔”相关的踢踏舞剧，对寇迪什来说，尤其是女性踢踏舞，早已淡出历史和节日庆祝的舞台，也很少有人愿意谈及和资助与女性踢踏舞的相关活动。霍顿斯·艾伦(Hortense Allen)被制片人拉里·斯蒂尔(Larry Steele)邀请到了大西洋城的哈莱姆俱乐部制作节目。据艾伦说，她一天编排三个演出，为合唱团排练两到三首曲目，并且与合唱团一起排练已经排好曲目的舞蹈。她甚至亲自为演出缝制演出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认可，因为拉里·斯蒂尔忘记把邀请她来编舞的事情告诉俱乐部老板。结果大家只记住了她跳过舞，却不知道她编过舞。她不想被当做“踢踏舞者”，而是想以“编舞家”或者“制作人”的身份被大家记住。她说她只是为了帮助斯蒂尔补上舞蹈中的空缺才参与了舞蹈。于是她要求寇迪什和费城民俗项目协会(PFP)更正这个失误①。寇迪什说道：“现在，人们会说真相是相对的(当然是如此的)……真相是：她就是哈莱姆俱乐部，她就是拉里·斯蒂尔”[2]7。 寇迪什认为，费城民俗项目协会的工作是纠正人们记忆中类似的，被误解、被扭曲的事实。她想为这项工作写一部“公平、正义的记录”[2]5。历史应当被视为是从“大多数被遗忘的人群的角度”[2]8来看的。艾伦的成就被忽视了。在费城民俗项目协会组织拍摄的影片《众多优秀女性舞蹈家》中，艾伦有机会讲述事实并纠正了所有误解。就像寇迪什所说，“我们还原了事实真相”[2]8。对于许多民间团体来说，有些排斥性政策使得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境遇，许多民俗学者对“民俗”的定义需要考虑到“政治任务”和“现实效应”等因素[3]。 诺库纳斯认为，引出和记录反抗的故事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反抗，“一个人的言行就会违背其意志，并允许他人通过对过去的诠释来控制现在”[1]。她认为在这一事件的进程中，如果总要强调此事与“白人、男性”[1]这些关键词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于“种族、女性”(当然同样表现出了积极地和英雄主义的特征)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进步看上去更像是报复。举例来说，诺库纳斯称赞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史学专家在介绍内战遗址时所作的努力：他们介绍了战争爆发的背景及原因从根本上是与奴隶制度有关的[1]②。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否定这一起因的“民众”(抑或是专家)的声音，他们是如何对待的?什么样的声音被禁声后才可能让大家听到另一种声音[4]244?为什么诺库纳斯在明知道某种阐释总会压制另一个声音的情况下，仍偏向这样的关于内战背景的阐释?在对孰因孰果缺乏足够慎重和理智的评估的情况下，任何观点都不应当获得特殊对待[4]2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