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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中“东京”描写的异同 东京在话本小说中，是具体情节展开的背景。反过来，诸多作品也构成了东京的整体形象。前两节所论话本小说中的人物与时空背景就是东京整体形象的反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不同体式的小说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即使同样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把握话本小说的特点。 相对于娱乐化、商业化更强的话本小说而言，文言小说更接近史书传统，也就是所谓“野史”。而说话艺人也把熟悉文言小说如《太平广记》、《夷坚志》等，当成必备的修养。与此同时，文言小说也成为话本小说重要的题材来源。 应当说明的是，文言小说之所以能成为话本小说的题材来源，与文言小说本身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宋代文言小说尽管颇受非议，但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即在题材上，文言小说的作者与时俱进，也描写了宋代城市生活。这种描写使得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具有了某种同步性。虽然唐代文言小说也较多地描写了当时的大都会(26)，但由于作者身份与趣味的文人化，相关描写也带有这样的特点或局限性。而宋代文言小说有所不同，在市井社会发展的事实面前，文言小说家们表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与眼光。 在宋代文言小说中，有关东京的故事有不少。其中有些为话本小说采为本事，还有不少没有被袭用。如《李师师外传》对东京的描写，颇具现实性和政治性： 李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 徽宗既即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市肆酒税，日计万缗；金玉缯帛，充溢府库。于是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园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偏。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狭邪游…… 暮夜，帝易服，杂内侍四十馀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27) 又如《夷坚志补》卷八《京师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参选，将诣吏部陈状，而起时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门未开，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则浴堂也，厮役两三人，见其来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员乍游京华者。时方冬月，此客着褐裘，容体肥腯，遂设计图之。密掷皮条套其项，曳之入帘里，顿于地，气息垂绝，群恶夸指曰：“休论衣服，只这身肉，直几文钱。”以去晓尚遥，未即杀。少定，客以皮缚稍缓顿苏，欲窜，恐致迷路，迟疑间，忽闻大尹传呼，乃急趋而出，连称杀人。群恶出不意，殊荒窘，然犹矫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风耶！”俄而大尹至，诉于马前，立遣贼曹收执，且悉发浴室之板验视，得三尸，犹未冷，盖昨夕所戕者。于是尽捕一家置于法，其脍人之肉，皆恶少年买去云。(28) 外地人“乍游京华”，不知深浅，有时直如羊入狼群。《京师浴堂》就展示了东京极为凶险的一面。 《夷坚甲志》卷八《京师异妇人》则化实为虚，为现实生活涂抹上怪异的色彩： 宣和中，京师士人元夕出游，至美美楼下，观者阗咽不可前。少驻步，见美妇人举措张皇，若有所失。问之，曰：“我逐队观灯，适遇人极隘，遂迷失侣，今无所归矣。”以言诱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为他人掠卖，不若与子归。”士人喜，即携手还舍。如是半年，嬖宠殊甚，亦无有人踪迹之者。(29) 这一段描写与上节所论话本小说中东京元宵场景如出一辙。而接下来的描写，则颇类传统志怪小说。士人之友认定此女“非人类”，而葆真宫王文卿法师也看出士人身上“妖气极浓”，并以朱书二符授之，降伏此妖。虽然情节有类一般志怪，但描写此女“张灯制衣，将旦不息”和开封府初以为法师用妖术取民女，遣狱吏逮王师下狱等细节，仍具有现实性。 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四《龚球记》叙京师无赖龚球遭报应故事： 时元夜灯火，车骑沸腾。球闲随一青毡车走。车中有一女人，自车后下，手把青囊，其去甚速。球逐之暗所。女人告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也。售身之年，已过其期，彼不舍吾，又加苦焉。今夕吾伺其便走耳。若能容吾于室，愿为侍妾。”球喜，许之。(30) 但龚球却卷其财物而去，此女被拷打致死，而其鬼魂则向龚索命。 与宋元话本一样，涉及东京的文言小说有不少也把情节的时间节点放在了元宵，上面两篇是如此，其他如《夷坚志补》卷八《真珠族姬》叙真珠族姬被拐，也在“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师宣德门张灯”之际，正因为“贵近家皆设幄于门外，两庑观者亿万”，歹人才便于乘乱下手。又有《夷坚乙志》卷十五《京师酒肆》、《夷坚乙志》卷十六《赵令族》、《夷坚志补》卷十四《郭伦观灯》等，都在东京元夕的时空背景下展开世俗生活的描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