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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执著的文化守护 虽然自喻为“异乡人”，虽然生存境遇非常恶劣，但越南华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属性。中国两岸分裂的现实使“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的想象中”(11)，但在越南华人的心目中，依然屹立着一个“中国”。这个“中国”不是具体的地理名词，也不是一个政治体系，而是历史，是传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信念。因此他们自问：“你怎能因中国的隔绝连自己的良心与民族的尊严都摒弃在内？历史上的民族意识永远威赫地存在着，国家的屹立，无论她的庶民如何卑颜和羞耻地被覆盖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屹立的象征是始终不灭的。”(12)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自觉地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堡垒。越战期间，尽管整个南越笼罩在烽火硝烟之下，但当时南越堤岸数十所华人学校照常兴办，十几家华文报刊(如《远东日报》、《建国日报》、《亚洲日报》、《大夏日报》、《成功日报》、《新论坛报》、《越华晚报》等)照常出版。据1960～1970年代台港报业年鉴的统计资料显示，“越南堤岸出版华文报刊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为台湾香港外的第三位(大陆未计在内)”(13)。而越战时期的越华文学创作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文学新秀(如谢振煜、徐卓英、李志成、尹玲、秋梦、蓝斯、荷野、仲秋、银发、药河、杜风人、千瀑、楚珊、村夫、郁雷、心水、冬梦、方明等)，成立了众多的文学社团(如“海韵文社”、“飘飘诗社”、“存在诗社”、“涛声文社”、“思集文社”、“奔流文社”、“风笛诗社”等)，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如《序幕》、《时代的琢磨》、《像岩谷》、《水之湄》、《奔流》、《风车》、《笔垒》、《水手》等)。 越战时期的越华作家将华文写作视为他们回归母国、确认自我民族属性的重要方式。他们自愿当“苦行僧”，“无畏腐儒的拷打弄臣/誓以托钵为诗在异乡/我们是苦行僧/以血为碑，踱尽这代荒漠的稿程”(14)。1966年12月，越华文坛第一本现代诗合集《十二人诗辑》在序言中引用台湾著名诗人辛郁的话来表达越华作家对华文文学创作的热爱与执着：“写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已与我无法分割，用生命写诗，是一件苦事，一个人乐于尝受这种苦况，岂非太傻？我以为，这种傻子精神只要安慰了自己，便不该受苦，然而我尚是一个不够坚实的傻子，往往想驻脚或永久驻停在另一种安乐里面，可悲的是我生来不适于享受安乐，于是，就这样地干了下去。”(15)虽然明知从事文学创作是件苦事，但他们却义无反顾。越华著名文学刊物之一《笔垒》在其创刊号的《序》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创办《笔垒》，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却更急切地希望用‘笔’来巩固文学的领域，藉以发扬优良的文化，培养更多的接棒人……更欲以‘笔’来唤醒社会上那些昏睡的人，使他们的身心能得到文化生活的熏陶和滋润。”(16)正是凭藉着这份承传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越华作家能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不再理会烽火连天的时局，不再惧怕生死一发的险境”(17)，而用他们满腔的热血和激情谱写了大量悲壮激昂的诗篇。 越华作家认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它能否表现出该民族的特色，能否激起民族的意志。一篇文学作品若缺少了这点性质，那还有何作用？还谈什么发扬文化呢？”(18)为了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达到“精神上的、乡土上的回归”(19)，越华作家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注意传承民族优秀传统和中华古典文化。越华诗歌中有许多缅怀民族英雄与民族诗人的作品。西土瓦《下半天雨的诗——悼屈原》：“五月/哀伤的日子/雨便以其哀伤洗擦日子/像被光打过的镜面/水流里嘀咕着一朵/灵魂之血花……/哦屈子/谁放棹归去且俯伏成一条龙船/载着雨/谁放棹归去用您的发须激起/江的两袖之清风与波涛/用您闪烁的眼睛运行/天地的日月星辰……”(20)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他以自己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筑就了一座辉煌的灯塔，烛照着千千万万华夏儿女前行的路。诗人对屈原的悼念与讴歌，正是对代表着民族之魂的屈原精神的深切呼唤。徐卓英的《侧影》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神话传说、文化名人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勾践尝胆，勾践卧薪，勾践向/越国人宣言：十年十年/屈大夫！你在江畔拉响了你的离骚/而我们在战火下读我们伙伴的血书/谁问暖于受寒之易水；壮士啊/你去如萧萧风雨，如掷出之匕首/……/文天祥，比之于天地而成其浩然/正气歌是火炬，照亮他一片丹心/……/陶渊明，你田园交响曲的意境呢？/为何我到南山来，采不到东篱之菊/……/苏东坡已乘风归去了，今夕何年/我愿摆脱了尘嚣，放梦舟于虚无/设想你以第十枝箭射死第十轮日后/哈哈！蕈状云这冉冉上升的人造太阳”。(21)越华作家们置身于硝烟弥漫的越南，其内心的恐惧感与虚无感自不待说。他们既向往古代仁人志士的浩然正气，又渴望充满田园意趣、逍遥自在的生活。为了在饱受战火煎熬的尘世中寻找一份精神的归宿感，越华作家们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徜徉求索，向悠久灿烂的龙族文化探源寻根。 越华作家不但通过作品内容表达他们对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仰慕与皈依，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自觉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常常巧妙化用古典诗词中的语言、意象、意境、修辞技巧等，使其作品富有浓郁的民族情调。黄广基的《秋韵》是一篇文笔优美的散文。作者在文中多处引用了张可久、向滈、温庭筠、李清照、范仲淹等古代诗人的诗词，并通过营造古典意境、渲染浓浓秋意来抒发深切的思乡愁绪：“哦哦！江南梦断，异乡作客，纵然有万般激情，也难诉说心弦上所拨起的那一阵萧瑟之意。而雁啼红叶天，归期渺渺，你悲秋的心境就在饮泣的岁月中变得十分秋意了……遥望远山秋云，许多次，你都低问：何时才能乘云？乘云飞回故园、飞回‘芭蕉雨声秋梦里’的江南水乡！”(22)荷野的《从风笛中捎来的》亦极具古典韵味与民谣风：“出门的时候笛人/你怔不怔住几片依迟的白云/挟回故乡/你约不约住几只江南蝴蝶/挟回故乡/出门的时候高粱肥肥大豆香香/莲塘翠堤杜鹃开夹岸的垂杨/可以一壁儿浣溪一壁儿观奕/一壁儿遐思一壁儿禅”。(23)诗中的“白云”、“蝴蝶”、“莲塘”、“翠堤”、“杜鹃”、“垂杨”等既是母国常见的实景，又是古典诗词常用的意象。诗人正是借用这些意象来表达海外游子对故国家园深深的向往与依恋之情。对越华诗人来说，故土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景一物都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可以在“白云”、“蝴蝶”、“莲塘”、“翠堤”、“杜鹃”、“垂杨”、“禅”、“长城”、“黄河”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里品味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芬芳。 夕夜的《家书暗读》通过巧妙穿插诗词典故来表达诗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不想谈焚烧也不想燃亮一盏灯/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一把楚楚可怜的箫声？/趁在黑夜的一半/我暗将墙上一幅小桥流水的人家取下剪碎/洒在令人困惑的家书上/而你们打从沙场或无定河回来时/记住替我寻拾一尾瘦瘦的琵琶一只夜光杯/现在点兵千万里了/读家书的时候最好是熄去灯火的时候/将自己深邃的眼睛埋葬/我只想读出一点点/父亲的脸母亲的膜拜可像不像祖先/茔地般清净”。(24)诗人借用了著名唐诗《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典故，但却一改其豪迈奔放、荡气回肠的诗风，充满了无奈与悲愤。诗人自知在前线作战，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只希望战友们在自己死后记得替他找“一尾琵琶”和“一只夜光杯”。“瘦瘦的琵琶”给人以凄冷萧瑟之感。“无定河”位于中国陕西省北部。诗人引用这个地名是有其深意的。“无定河”让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唐诗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所揭示的非战主题。诗人正是借此控诉古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箫声”、“黑夜”、“小桥流水人家”、“沙场”、“琵琶”、“夜光杯”、“茔地”等词语交织在一起共同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寥的氛围，与诗人夜读家书的黯淡心情颇为吻合。古人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炮声隆隆的越南战场，一纸家书让诗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明天，这纸家书也许就如“油灯熄灭后的一缕稀烟”，“凄迷像燃烧白蛾燃烧剩下一灰翼”(25)了。 四、结语 在和平的年代里重新展读这些带着血与火的越华文学作品，笔者不禁为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归属之痛所震撼，而更令笔者深为感佩的是越南华人虽然备受生存与身份归属的煎熬，却始终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自觉自愿地坚守民族文化的堡垒。台湾著名诗人管管在1973年7月2日给越南风笛诗社诗人蓝斯的回信中写道：“你们的风笛很好真的很好，尤其叫人感动的是在异国土地开中华的诗花；我们非常钦佩欣赏各位……”(26)中华诗花为何能够在战火燃烧的越南土地上傲然盛开并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如果我们仅仅从民族情感的层面来解释越南华人的文化坚守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但如果我们结合越南华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处境加以分析，就能比较理性地认识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文化身份书写。对越华作家来说，中华文化不仅是其民族属性的标志与依托，也是其抵抗恶劣生存环境的力量源泉。虽然越华作家“召唤民族文化的声音蕴含着某种恋母情结，但是激起这个本能因素的并不只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原生意识’(primordial consciousness)，其中更加起着主导催化作用的是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不满”(27)。越战时期越华作家“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不满”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战情绪。越南战争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异乡人”的越南华人在战争阴影下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希望得到母国的荫庇，但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却令他们深感无奈。他们“借着召唤民族文化来安慰愤懑的情感，因此中华文化微妙地成为华人的集体无意识，经常在书写中被引用与再现出来以中和族群内在的焦虑与不安。”(28) 本文的写作实有赖于谢振煜先生、荣惠伦先生、张长虹博士及千瀑先生的大力帮助。谢振煜先生从越南给我寄来了大量越华文学作品的复印本，荣惠伦先生创立的风笛诗社网站为我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本资料，张长虹博士为我查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保存的早期越华报刊提供了诸多方便，千瀑先生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的香港文学资料库里存有越战时期越华作家发表在香港文学刊物上的部分诗作的电子版，亦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