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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1年王安忆发表长篇小说《天香》，在对“天香绣”的沪上传奇的历史溯源中，再一次于历史与文化中构建上海镜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书中申家男女人物形象所寄予的文化符号，剖示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文化底蕴。 【关 键 词】王安忆/《天香》/女性意识 【作者简介】王琳，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为中国国际化大都市的代表——上海，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的聚焦点，但“原本最能体现出文学‘现代性’的都市文学，却将都市当下构成的现实性特征弃若敝屣，而以某种不谋而合的集体怀旧叙事，完成着对都市形象颇具后殖民主义色彩的修辞叠加”①。“今日上海在公众对旧时代上海滩镜像奇观的隔岸返照中，悄然完成着自身的再传奇化书写。”② 在这股“老上海”地方性文化品格的构建热潮中，王安忆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以传奇故事为主的都市叙事《长恨歌》被奉为老上海的经典之作，王安忆也被定位于海派作家。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言，王琦瑶就是上海的影子。其一生的坎坷传奇，寄寓着上海四十多年的历史沧桑。“上海小姐”的桂冠即是王琦瑶一生中最风光的见证，也是贴于她身上关于“老上海”繁华梦的影像投射。尽管王安忆写《长恨歌》本意并不是“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资料，但它其实是一个现时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③。但当王琦瑶伴随着流言从上海弄堂中从容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时，王安忆漫不经心地为我们凝固了上海都市民间生活的常态、在时代宏大背景下潜藏和绵延的都市民间生活的恒态，真正让我们领略了作为市民社会的上海的文化底蕴。自此，王安忆关于上海镜像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长恨歌》之后，又创作了《妹头》、《富萍》、《上种红莲下种藕》、《桃之夭夭》等一系列小说，对于上海市民生活经验及民间记忆进行深入细致的、多角度的展示。 在众多书写上海的作家中，同为女性的王安忆与张爱玲常被相提并论，曾有评论者精辟地指出：“张写上海，身在其中，故能体贴出上海的‘动’，王写上海，置身局外，只是抓住了上海的‘静’。”④但笔者认为，张爱玲天才式的创作更偏于感性，“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她的优势也是局限，她以独特的个体经验，才气横溢地为我们展示了时代夹缝与文化夹缝中的上海“梦魇”，“梦魇”中的一鳞片爪足以让人面临人性的深渊触目惊心。王安忆不同，“都市外来者”的身份固然使她无法像张爱玲一样以个体生命的深切体悟作天才式的发挥，却使她“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突破张爱玲创作的封闭性，更多地从一种全局的、智性的角度去“静”观上海，审视剖析标志性建筑、灯红酒绿等表象掩盖下的真正的上海底蕴。如果说《长恨歌》、《富萍》等还是王安忆站在知识分子个体的精英立场对上海进行近距离观照的话，在《天香》里，王安忆则以全局的角度有意识地来回溯上海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红楼笔法细叙都市民间记忆及记忆中承载的文化底蕴，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镜像也在这种“静”的观照下有了更全面、更深层的展示。 《天香》的创作缘于王安忆对露香园路这一路名偶然的触动，在对露香园及顾绣的沪上传奇的历史溯源中，王安忆再一次在历史与文化中构建上海镜像。《天香》的传奇叙事，其实也是一场关于上海的历史文化溯源。正如钟红明所总结：“长篇《天香》，是以建造天香园开始的，天香园在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建造，扩建、整饬……在明末的时候倾颓衰微。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生命体，积淀了文化跟命运的转折。”⑤“天香”是园，也是绣，都是器物，在文化命运的积淀中，都要以人为依托，正如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不仅是高度的物质文明，更是一座在华丽外表下有着自己思想的自主存在。因此，本文的重心就在于剖析《天香》中男女人物所寄寓的文化符号，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探索王安忆一直追寻的关于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正直的思索”。 一入世与避世：不断退场的男性 《天香》的主角是女性，是天香绣，但在这幅广涉朝野纷争、园林织绣、衣食书画、民俗野趣的明代“清明上河图”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在那个时代，女性大多拘于闺阁，男性才是社会的主体。《天香》中尤其是第一、二卷，王安忆花费不少笔墨书写申家那些“可爱的男人”。 申家男人的“可爱”在于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喜爱享乐、爱好器物、天性自由、不事稼穑，他们的“玩物丧志”使天香园由盛到衰，让我们有看它“楼起了，楼塌了”类似《红楼梦》的感慨，也为天香绣以闺阁之物逾矩流落市井、养家糊口种下因果关系。在申家男性的命运转折中，王安忆似乎刻意以二元对立模式给予脸谱化设定，在书中更以他者视角明确指示：“这家人向来分入世与避世两种，先是申儒世和申明世，后是申柯海与申镇海。”⑥入世与避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格局，但在明末这“天工开物”、商品经济开始的时代，在时新的世俗之城——上海，王安忆却给予了它另一种演绎。 (一)避世 申镇海避世是明避，由读书求仕到遁入佛门，类似贾宝玉的出家。宝玉出家是各种异己力量的异化结果，申镇海出家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性。表象是因镇海媳妇去世，更深层的原因王安忆却未细致阐释，有意虚化了，疯和尚的出现、龙华道士的算命，似乎是一种寓言式的象征，为镇海出家抹上虚无玄幻的色彩。申镇海的存在，成为一种坐标式的参照系统，在王安忆关于申家男人“入世—避世”的人物设定中，他成为哥哥申柯海的对立面，以跳出红尘外对照俗世中的申柯海，以“色”、“空”的佛文化反观熙熙攘攘的上海世俗民间。中华民族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外加佛文化的渗入，使明清以降的世情小说多有以佛道叙事强化世情小说的劝世主旨、以遁迹山林或佛门解脱红尘世俗纷扰的套路，如《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但一个轰轰烈烈的市民社会的兴起使这一套路并不适用，《天香》中王安忆并没有将红尘写成苦海、佛门所谓净土，龙华道士箴言的“同根生”的“苦果”与“乐果”并没有重复传统意蕴指向，相反，她更着意于凸显民间世俗的勃勃生机与繁华，那才是王安忆一直探寻的上海的底蕴。《天香》不是明清世情小说的续写，镇海的避世也不是类似传统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启示，而是王安忆致力构建的上海文化品格中的一种外在参照。 申儒世的避世是暗避，倦于仕途，丁忧卸任而“大隐于市”，契合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但王安忆有意将这一个体行为普泛化，概括出一种地域性群体行为：“上海地方，多是居着赋闲的官宦人家，或悬车，或隐退，或丁内外忧。说起来也奇怪，此地士风兴盛，感染之下，学子们纷纷应试，前仆后继，一旦中试做官，兴兴头地去了，不过三五年，又悻悻然而归，就算完成了功业，余下的便是游冶玩乐，久而久之，酿成一股南朝风气。”⑦在这种地域性群体行为的合法性探寻中，王安忆给出了多重解释。首先，她在书中明确解释：“总体来说，上海的士子，都不太适于做官。燕飞草长的江南，特别助于闲情逸致。稻熟麦香，丰饶的气象让人感受人生的饱足。”⑧除自然生存环境的富足外，更在于上海人文地理环境的得天独厚。如果说申家男人有“入世—避世”的二元对立参照的话，其实《天香》中上海也有一座“同根相对”的参照城市——杭州。虽同处江南之乡，南朝故都的杭州显然更富有历史文化积淀，王安忆赋予它“雅”、“官方”的城市文化定位。而新兴的上海呢，书中以沈老太爷之口称之为“粗蛮之地”，与大禹八年即古称“余杭”的杭州相比，元初才立县的上海不足一提。但新兴的上海却另有天机，“地场大，气象大”，“人烟浩穰，海舶辐辏”，“不要嫌它兴起得晚，后来者居之”⑨，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王安忆借沈老太爷之口溯源，来寻立上海最初的文化定位：“俗”、“民间”。 新兴的上海，远离北方政治纷扰，蕴含了商业文化的勃勃生机。这里流离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的边缘，也消解了士农工商的等级森严，因而滋养了上海的世俗性。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价值取向被享乐主义人生观所取代，申儒士的避世蔚然成风，由个体行为折射出群体价值取向。当“德容言工”的封建礼教被市民社会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侵蚀，天香绣从闺阁逾矩流落市井也顺理成章。新兴的、移民的上海极具包容力，既可古、雅，也可俗、民间，王安忆笔下的《天香》再现集古与今、雅但更俗的最初的市民社会的上海镜像。所以，申儒世的避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避世，如书中所言：“即便是儒世那样的秋暮季节，低沉是低沉了些，但也另有一番自省的况味。这一番自省，因是在入世的江南，所以不至于陷入虚枉，而是于器与道、物与我、动与止之间，无时不有现世的乐趣生出，填补着玄思冥想的空无。”⑩“现在的乐趣”、俗世的喧哗，这才是王安忆立意之所在，也是她1990年代以来贯穿的命题，无论申镇海的避世还是申儒世的避世，都只是这一命题不同层面的折射、对照。而在“入世—避世”的二元结构中，王安忆显然肯定的是入世。 (二)入世 相较于兄长申儒世的“大隐于市”，申明世是积极入世的，但他的入世并不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取向(虽然也曾致仕做官)，而是王安忆关于“现世的乐趣”、俗世的喧哗的真正演绎。申明世不同于申儒世的谨慎避世、清静无为，一生追逐“声色犬马”，以他为始，乃至其子孙申柯海、阿潜、阿昉，大都玩物、恋物，从“天香园”的大兴土木、“一夜莲花”的奢华精致，再到不计成本寻觅稀世寿材等等，王安忆以古典主义工笔细描申家男人的挥霍浪费，一方面为“天香园衰，天香绣兴”的沪上传奇埋下因果逻辑，另一方面也是“十里洋场”浮华时尚、繁华声色的上海浮世经验的具象化呈现。 作为读书人，申明世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等级观念，相反他十分关注、向往乡野民间，折射出王安忆1990年代以来《长恨歌》、《富萍》等作品贯之的民间视角。例如，在开篇天香园的建造伊始，王安忆提及申明世对极富乡野生趣的荞麦的青睐，并进而效仿纳菜农之女为妾，赐名小桃。看似偶尔涉及的文人风流韵事，其实极富深意，再印证书中大量出现的能工巧匠、市井奇人，如大木匠章师傅、织工世家闵师傅、令阿昉钦佩的赵伙计、使沈希昭神往的青楼女子等，在巴尔扎克式的上海城市拼图中，王安忆有意无意地凸显其市民文化的重要品格——民间及平民。 申柯海是继父亲申明世之后，王安忆相对浓墨重彩书写的第二个申家男人。如果说申明世的入世立足于上海地方文化品格的通俗、消费、享乐的特点的话，虽然申柯海也是“很有意思地将一大份家业折腾完毕”，但他入世的基点在于情。申镇海丧妻之后遁入佛门，灭情灭欲，申柯海却始终在儿女情爱中挣扎。他与原配妻子小绸原本恩爱情深，在一次游冶中机缘巧合纳了苏州世代织工闵家的女儿为妾，因而造成个性刚强的小绸与他反目，一生再不愿有所交集。柯海却始终未能忘情于小绸，无意也冷落疏远了闵女儿。同病相怜的两个女人在镇海媳妇的周旋下由隔阂到契合再到相扶相持，以小绸的诗心融合闵女儿的绣艺，使天香绣初露端倪。可以说，申柯海与小绸、闵女儿的爱恨纠葛是天香绣兴起的最初因缘。 当然，王安忆与张爱玲一样，更多继承了世情小说传统，言情并不是《天香》的本意之所在，她关注的是上海的世俗百态，儿女情爱只是她描摹世态的切入点之一，并非“爱情至上论”的演绎。但在申家男人“入世—避世”的二元参照系统中，相对于镇海避世佛门、生命苍白寂灭而言，柯海的情爱纠葛虽有苦有甜，却张扬生命的精彩，体现王安忆关于“现世的欢乐”、俗世的喧哗的诠释。 二闺阁—艺术—市井：平常中书写传奇的申家女人 王安忆曾经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11)因为她认为：“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城市更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于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灵巧和智慧。”(12)相较于男性的主体地位，女性以边缘人的身份出现，女性的生存体验相较于男性生存体验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复杂融会而言，更单纯地倾注于现实，现实的生活态度是上海女性文化的核心，也是商业都市、世俗之城——上海的文化精神。无论是王琦瑶还是申家女眷们，都以这种坚韧、从容、务实的平常心铺就上海浮华喧嚣下的底色。王安忆自觉地以女性视角思考历史，也使之具有了与官方相对应的民间性。所以，作为擅写“女儿心”的女性作家，女性才是王安忆作品中的主角，《天香》逐渐退场的申家男人构成了以申家女人为主体的天香绣传奇的背景。王安忆秉承一贯的理性精神，以一种女性意识、反宏大叙事的日常经验，从女性、民间的独特角度再次诠释上海。 (一)女性视角：务实、坚韧与奢华、萎靡的对比 在女性书写中，很多作家都倾向于第一人称叙事，在带上个人化叙事特征的同时，也带上明显的女性色彩。王安忆则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力图突破女性的性别局限，李昂称之为当代“最没有女性气”的作家。但综观王安忆三十多年的创作，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出她所属的性别话语的独特声音。如果1990年代的“三恋”是立足于生物性别以性恋为基点来张扬女性意识的话，那么到了2011年的《天香》，她则更多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进行一种成熟的、本土化女性书写，在天香绣沪上传奇的溯源中对女性立场进行文化反思。 王安忆曾多次申明“我不是女权主义作家”，但她也公开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审视女性不公平的命运：“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13)正是基于这种女性视角，王安忆的作品无论是“三恋”、《长恨歌》还是《天香》，女人的坚韧、务实和男人的萎靡、虚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香》中第一组鲜明的性别对比是申柯海与小绸、闵女儿。“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小绸与温柔娴静、心灵手巧的闵女儿都是“弃妇”，被丈夫以各种有心或无心的理由背弃、冷落，刚强如小绸、乖巧如闵女儿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小绸被看似多情实则无情的丈夫——申柯海背弃后，只能独处后院作璇玑图排解情怀，闵女儿被冷落后则以绣作为生命的寄托：“这一幅睡莲图是漫天地撒开，闵女儿好像看见了自家庭院里那几口大缸里的花，停在水面，机房里传出走梭和提花的声响……好了，睡莲的影铺满白绫，从花样上揭起，双手张开，对光看，不是影，是花魂。简直要对闵女儿说话了，说的是花语，惟女儿家才懂……”(14)但与传统弃妇所不同的是，上海这座新兴的商渎之邦给千百年来丧失主体性、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以新的机遇。小绸与闵女儿两个“弃妇”在相同的悲剧性命运中逐渐相知相容，以小绸的“诗书气”融通闵女儿的绣艺，终有天香绣的成型，然后逐步走入市场，以女红针黹之物撑起式微的申家。当申柯海“为情所苦”，几番消沉、几番折腾(诸如远游、制墨、再纳妾等)，“天香园”的奢华逐渐颓败、消散，他乃至申家男人的身影也逐渐虚浮、萎靡，唯有小绸、闵女儿绵实的一针一线，在孤寂中消耗生命，在坚韧中撑起一片天空，谱写沪上女性传奇，默默奠定上海都市繁华下稳定绵长的底座。 第二组对比是阿潜和沈希昭。沈希昭是天香绣由闺阁到艺术进阶的关键人物，作者赋予她重大的使命，也赋予她特殊的身份。在“杭州—上海”的“雅—俗”城市定位中，来自杭州的沈希昭既是南宋遗民，又通“桃花源”，象征着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天香绣在小绸、闵女儿手中还只是消磨时间、寄托情感的闺阁之物，但经过沈希昭的发扬，褪去闺阁之气，升华为一门艺术而被以香光居士为代表的男权社会肯定、认同，沈希昭的才气、大气不言而喻。除了才气和大气，沈希昭还具有那个时代女性少见的刚强、自信和洒脱。面对婶婶小绸的期许与压力，她可以独辟蹊径，得灵感于宋汴绣的绣画，使天香绣自成格局；在风云际会之时，又通达宽容地默许惠兰设幔收徒，让自己的一生心血天香绣由殿堂走向民间，莲开遍地。而阿潜比之柯海更加“羸弱缠绵”，在光彩照人的沈希昭的对照下愈显苍白虚浮，贾宝玉式“精致的淘气”下是不成熟的人格意志。连最疼他的小绸也叹气：“想这阿潜并不是自己要长成人，而是让岁月逼上来不得不为之。”(15)而惠兰则觉得在叔叔婶婶的婚姻中“叔叔(阿潜)是女，婶婶(沈希昭)是男”。性别高下由此可见。 当天香园逐渐颓败，小说的重心由申家人“雅趣里的俗情”过渡到王安忆最擅长的市井常态生活的“生计”问题时，男女对比更加鲜明。第三卷里的张陛尤其苍白羸弱，豆芽般的小廪生，是千百年来范进、孔乙己一类的被科举制度损害、异化的牺牲品。如果说申家男人还是可爱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是性情中人，那么张陛则是可怜的。在他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中，看不到年轻人应有的朝气与活力，只有母亲威压下小老头般的死气沉沉。面对喜爱的妻子，他迂腐矜持得不敢有丝毫表示，只会偷偷地背着人嗅妻子的枕头。最后死得悄无声息，像抹虚无的影子。相较于无存在感的张陛，惠兰身上彰显一种王安忆所肯定的“生的蛮力”，不仅体现在她身体的敦实，更在于精神性格的坚韧，印证了王安忆所宣称的“女人在人性上要比男人伟大得多”。惠兰淡定地走出丧夫之痛，拒绝再嫁，其实也拒绝了女性依附性命运的再次重复，以手中的针线将天香绣另辟天地，从雅到俗，从艺术到实用，撑起张家倾塌的门户，奉养公婆，抚育稚子，更开帐设幔，给乖女、戥子等市井草根女子指点一条“活路”。当天香园的绣阁已成残壁断垣，荒草丛生，是惠兰将天香绣移植到坊间杂院，去尽丽华，但一颗锦心犹在，在民间重获勃勃生机。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决定了“男耕女织”的社会构成模式。如果说“泥土里不仅有我们祖先的血汗，也有整个民族的记忆”，关于土地的书写是中华民族的记忆的表述，是中华民族父系精神的表达，那么王安忆《天香》关于天香绣的追溯就不仅是一则“传奇故事”，而是我们民族记忆以女性为视角的另一场表述，是男权社会下女性隐形历史的书写。书中无论是小绸的“绸”、闵女儿的“丝”，乳名“蚕娘”、“小蛾”的设定，还是祭拜黄帝之妻嫘祖为绣的祖师等等，都不是巧合，而是王安忆的刻意为之，张扬着一种本土的女性书写。当农耕文明逐渐中落，继之而起的商业文明使女性的弱势转为优势，新兴的商渎之邦上海也为女性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凸显女性的地位和价值。 (二)民间视角：审美与实用间的选择 民间是王安忆1990年代以来创作一直关注的重心。前面关于申家男人“入世—避世”的参照对比，王安忆在上海镜像的构建中已经打上了“俗世”、“民间”的底色，在申家女人、天香绣“闺阁—艺术—市井”的命运设定中她再一次鲜明彰显民间立场。天香绣最初的起点是闵女儿承自母亲、承自苏扬女儿的绣艺，从这点来看，它是来自民间，由于小绸的“书香”、“诗心”的浸染，逐渐由俗而雅，沈希昭更将之升华为一门艺术，以针线比笔墨，通书画之理。这里王安忆表达的是一种艺术来自民间的观点，正如鲁迅所言：“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16) 艺术来自民间，当被文人“弄得变成僵石”之后又去向何处呢?王安忆的回答是重回民间，找回由于文人化、案头化而逐渐枯萎的生命力。所以当天香园的绣阁荒草丛生的时候，是惠兰将天香绣带回民间，成为民间的谋生手段，再获生命力。在艺术的审美与实用之间，王安忆选择了实用。而务实正是女性的性格特征，也是上海这座商业之城的文化品格。 王安忆的民间立场不仅体现在天香绣发展轨迹的设定中，也体现在她对“流言”的关注上。《天香》中，王安忆除了上海地方史的提及，更在每卷里花费大量的笔墨涉及各种轶事野史、民间故事趣闻等等。正如她在《长恨歌》开篇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写流言，指出它是上海弄堂的电波，在上海的每一条弄堂里都有传播流言是非的空气，并剖示这座城市的真心唯有到流言里去找，无论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这些“流言”、“民间传闻”尽管粗鄙，可能荒诞不经，其中却积淀着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尽管不如文人作品精美、深刻，却因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体现着也制约着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的审美趋向和文化品格。王安忆重视“流言”，立足民间审视、剖析一座城市，正是她的慧眼所在。 注释： ①②聂伟：《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第40页。 ③王安忆、王雪瑛：《〈长恨歌〉不是怀旧》，《新民晚报》2000年10月8日。 ④郜元宝：《王安忆：感觉穿上了思想的外衣》，见《在语言的地图上》，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⑤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3期。 ⑥⑦⑧⑨⑩(14)(15)王安忆：《天香》，《作品与争鸣》2011年第4期、第5期。 (11)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林石选编《女人的秋千——女性的中国》，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12)(13)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之四》，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页，第408页。 (16)鲁迅：《致姚克信》，见《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