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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文着重从社会的维度读解《许三观卖血记》“重复”卖血故事背后“隐藏的力量”，人物及其关系“异貌同质”的潜在“重复”配置所隐示的内涵，以及两者间所形成的反讽性结构。分析由纵横交错的“重复”编织而成的内在结构所凸显的隐喻意义，并根据创作自述，探析作者预先设定的高潮在写作中发生变化所引发的文本歧义，作者所经历的从嘲讽更悲悯更感佩的精神历程及其在文本中留下的情感痕迹。 【关 键 词】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重复/隐喻意义 【作者简介】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重复”①是《许三观卖血记》一个突出的文体现象，尽管作者和不少文章都已从事件、声音、对白、细节、叙述的重复等诸多方面进行过探讨，但从整体上由纵横交错的重复编织而成的内在结构，由此结合而衍生的丰富意义，以及由这些重复所决定的与文本外部的多层面关系，仍有待进行更深入的读解。 一 显而易见，《许三观卖血记》(以下简称《卖血记》)是一个关于重复的故事。它的中心情节从题目就可一目了然。围绕着卖血，作者竟让许三观重复同一行为十二次，这就不能不说是刻意为之，甚至可以说是到了锥心泣血的程度了。这还仅仅是许三观一个人的卖血重复史。小说开端所写爷爷一再错把孙子当成儿子，追问是不是常去卖血；许三观终在村里人阿方和根龙的带领下走上卖血的道路；后来，他又引导来喜和来顺两兄弟加入这续续不已的队伍的情节线索，又构成了一个重复复重复的故事。许三观重复着父辈的人生，他和阿方、根龙则是同辈间的重复，来喜和来顺的出现又预示着这一重复仍在继续。这一系列的重复事件，如同敲在一个点上的重锤，逼迫着你不能不朝向一个方向去思考：许三观们为何不得不重复卖血？他们为什么走不出“底层”的命运？ 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文学类型主题的重复。但与控诉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鼓动底层人民起来造反的革命文学传统不同的是，许三观们身边没有让他们仇恨的地主、资本家；与“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宏大叙事也不同的是，生活在共和国时期的许三观仍重复着父辈的人生方式。而《卖血记》也不是一部仅提问题的小说，更是自我阐释的例证。它凝聚了作者试图超越“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而去探究现状世界背后“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或也可称为“世界的结构”、“世界自身的规律”的发现与思考。 余华在被看作先锋文学宣言的《虚伪的作品》中认为，由于这个“事先已经安排好”的结构，或也可称为“必然的前提”的存在，人、现实，甚至包括房屋与街道、树木与河流都“不由自主”地“仿佛是舞台上的道具”，在这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如同事先已确定了剧情”。这个“世界的结构”不仅赋予人的命运，人与人的命运，人与自然的命运，“世界自身的规律便体现在这命运之中”②。如果说，他在《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先锋作品中，分别以小说空间的并置、错位和时间的分裂、重叠的结构作为他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框架，那么在转型后的《卖血记》中，我以为，余华并未因为题材的现实性而转向现实主义的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他仍承续着对那个“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的世界结构的追寻。只不过《卖血记》的现实题材，让他把这种探究有意无意地伸向了赋予人社会命运的“社会的结构”。 那么，《卖血记》中让以阿方、根龙为代表的农民，和以许三观为代表的工人一再卖血，甚至因此而丧生的“社会的结构”，“隐藏的力量”是什么？作者让根龙似乎是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全盘抖出：“我们娶女人，盖房子都是靠卖血挣的钱，这田地里挣的钱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③这句话实在具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效力！它启动了全部“不由自主”地卖血的人生以及为卖血而建立的社会结构。根龙所说不过是就事论事的自家小账，借用余华的话来说，“对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④，但恰恰是这一小账控制着卖血重复行为与人生的中心，沿着它才能进入其“广阔含义”的深处。 一直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人一定记着马克思说过的这句话：一种社会形态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如不进行生产条件再生产的话，就一年也维持不下去。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保证虽说残酷，起码它还有个长远的观点，能够考虑到传宗接代所需要的抚养和教育子女问题，甚至能够超越“生物学的”最低保证，慷慨地念及一种“有史可循”的最低限需要。如马克思注：英国工人需要啤酒，而法国无产者需要葡萄酒，多少有那么点奢侈的享受。 然而，在许三观们寄寓的世界，他们的劳动力所挣来的仅仅是不让自己饿死的保证，如果还想娶女人，盖房子就得靠卖血。作者从小说开始就埋下了以桂花为代表的女人命运的谶兆，相对于“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之男人的命运，女人也找不到“没有卖过血的男人”。无论桂花妈妈的心有多细，她能及时退婚，以免让女儿嫁给因卖血而“身体败掉了”的男人。但桂花最终还是早早做了寡妇，她另嫁的男人根龙因卖血而丧命。小说写到的另一位卖血人阿方则是把尿肚子撑破，命虽保住而身体败掉了。至于像英国工人和法国无产者有些许享受的话，中国无产者们想喝黄酒也只能在卖血之后自己吃自己的犒劳中。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赤贫到如许三观所说“我现在除了身上的血，别的什么都没有了”⑤的地步。单是为了“活着”，一家人活下去，“不由自主”地都要走上以对生命(血)的出卖养生命的循环路。 我想，这就是《卖血记》核心情节循环重复的所指。作者揭示的不仅是许三观们这一代无产者，起码是20世纪代代相传不变的底层人生及其不变的“社会之结构”。许三观父亲的早逝与根龙因卖血而丧生遥相呼应，他显然死在左翼文学所控诉的旧社会。但经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社会主义，许三观以自己的生存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今往后谁也没有自己的田地了，田地都归国家了，要种庄稼得向国家租田地，到了收成的时候要向国家交粮食，国家就像是从前的地主。”⑥ 向谁租田地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社会的结构”，底层劳动力的价值被给予“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的价格才决定着底层不变的人生。马克思早以对价值与价格的区分，揭穿了资本家剥削剩余劳动力的秘密，《卖血记》也一再以精确的数字告诉读者，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相当于在地里干半年的活才能顶上。当来喜兄弟因他们运送一船蚕茧，也就十来天工夫就能每人挣到三元钱而得意洋洋向许三观炫耀时，一听说卖血的价格，也马上加入了卖血的行列。可见，卖血故事的发生，要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低微，卖血者不能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二是卖血价格的高昂，能够一举解决卖血者(如许三观所说)的“大事情”。许三观们庞大卖血队伍的存在，正说明着他们生存的社会不仅剥削其劳动力，更残忍到剥削他们的生命。处于这种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都要以“命”去换的生存境遇，还能想象他们为了活着之外的事物而活着吗？ 《卖血记》所揭示的“事先已经安排好”的“社会之结构”，“隐藏的力量”还表现在“血头”被社会结构赋予的“权力”，即阿方所说的“李血头就是管我们身上血的村长，让谁卖血，不让谁卖血，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⑦这个替代性的隐喻本身也是一种重复，它显示了社会结构中主宰一切的权力作用。卖血的人尽管做的是损命的事，却还要巴结贿赂血头，“谁和他交情深，谁的血就卖得出去……”，也就是说，许三观们卖血还要有前提，需要经过血头的选择和允准。在《卖血记》中，余华所熟悉的血头与他所不熟悉的毛主席同样被赋予“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的权力。于是“文化大革命”来了，工厂就停工了，商店关门了，学校不上课了，有人被吊在了树上，有人被关进了牛棚，有人被活活打死。而接着毛主席又反过来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复课闹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身边只留一个”，一系列指示无论怎样颠三倒四，却都决定着许三观们及其子女的命运，同样的权力也赋予了二乐下乡地方的生产队长。 余华的创作谈透露出，他写作的初衷本是血头的故事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虽然他所熟悉的那个血头，在医院里的地位不及最普通的护士，但每个卖血人竟都需“求他”，甚至把他奉为“救世主”，争先恐后地加入他领导的一次近千人“辉煌的集体卖血”活动。尽管最终余华写成的不是这个血头的故事，而是卖血的故事，我想还是这个令他“着迷”的血头引导他去探究和发现了“社会的结构”，为他卖血故事揭示出背后隐藏的“不由自主的”力量。 《卖血记》的叙述虽然充满黑色幽默，但他写出了底层人民的“疼痛”。他对底层的关怀不是浅薄的同情和感叹，而是深入底里的探究与追问。所以，首先我想强调《卖血记》不仅仅是寓言，它严肃地指向历史、现实和社会，具有强烈的底层意识形态性。它所隐示的重复不变的社会结构使它能够超越左翼文学传统的个别历史与个别意识形态，而彰显出没有历史的轮回的底层命运。《卖血记》的结尾，虽然没有暗示许三观的儿子们是否会像他那样重复父亲的卖血人生，但来喜、来顺的加入仍指示着社会底层的延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