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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乎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从刘勰的言论里，可以看出扬雄的影响。扬雄《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刘勰认为后代是“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正是指定宋齐讹滥的道路。为什么会讹滥？他把“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严格地区别开来。有了真实的情感，这就有真的好的文学；没有真实的情感，就没有真的好的文学。 这样的情感是在怎样的范围之内呢？是不是一些儿女之情？这里当然有真实的情感，当然也能写出真的好的文学来，但是刘勰却把我们的眼界放开，所以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这里便意味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文学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刘勰这一提法包含现实主义的因素，他和《诗大序》的提法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诗大序》在《诗三百》充分提出斗争的诗篇以后，还想以“止乎礼义，先王之教也”的教条加以控制。刘勰则在缘情绮靡成为风气以后，提出“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便富于斗争的意义。 其次是《风骨》。关于这一点，最近曾引起一些争论。风骨是什么，主要还是根据刘勰自己的言论。他说：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认为风骨是相联的，但又是对立的： 风——志气——意气——思——情 骨——义——言——辞风是内在的意志，骨是外部的表现。所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所说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基本上应当认为是正确的，所差的是“文意”对于“意志”加以一定的限制，使人联想这个“意”只是为这篇“文”而发，而不是作者真切的认识、坚决的意志。那是内在的，尤其是坚强的。刘勰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意志是充实的存在，当裁篇的时候，在这一篇中发出新的光辉，正如掘地得水，虽然只在这个泉眼里见水，但是地下水必然是普泛的存在，所以能在这里见水，不能说地下水只存在这个泉眼里。 从《风骨》再上去，便追溯到《神思》。这是《文心雕龙》的中心所在。《雕龙》上下两编，上编以《原道》为纲，下编以《神思》为纲。因为《文心雕龙》侧重下编，所以《神思》成为全书的中心。他说：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志气和辞令是刘勰所说的风骨，再进一步，他从辞令接触到外界的物，他也从志气而追溯到内在的神。神是什么？这和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精神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刘勰的一生在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中生活，《文心雕龙》的写定又恰恰在《祐录》完成以后，所以他在《神思》篇的写作当中，可能带有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提起“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无形之中又把唯心的色彩加以冲淡。 一般地讲，都认为《时序》篇是带有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在《文心雕龙》里，虽然也看到“志思蓄愤以讽其上”的提出，但刘勰只是朦胧地接触到阶级斗争的边缘，还没有他对于时代精神的认识那样清楚。《时序》篇清切地交代出时代对于文学所起的变化。 固然，我们在《宋书·谢灵运传论》看到沈约对于文学史的概括的叙述，但是为什么文学在不同的时代起了这些变化？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刘勰在《时序》就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说： 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在文学史的大段叙述中，他对于建安风气的形成和江左诗赋的中衰，都能提出一定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