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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文人的游、“说”与传奇小说的产生 作为基本的沟通方式以及娱乐手段，“说”“小说”“说话”在汉朝宫廷生活以及魏晋南北朝贵族府邸文人之间非常流行，自然也流传到了唐代，并出现了一些新变。今天看来，唐传奇小说虽然都是文本形式的文言小说，不过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它恰恰继承了先唐“说”这个传统。 首先，广泛的人员流动。 交通，包括人员的移动、物资的流通与信息的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交通发展状况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互为条件。唐代的交通相当发达，管理相当规范，设施也很齐全(16)，除了经济往来、军队调动以及中外交通之外，科举制度以及官员考课制度的实行使得士人流动非常频繁，求学、交友、干谒、投考和升迁、调职、贬谪、更换幕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旅游等原因，造成了唐代人口流动性大增(17)，唐代交通行旅中的绝大多数是文人士子。唐代文人士子活动的范围、交往的广度远远超过前代，在这南北大融合中，南来北往的人们相会在客舍舟航的旅途，信息的交换和传播大大加强。根据学者统计，有唐300年科举考试平均每年进士录取者不过20人左右，但所造成的应考者、准备应考者以及与之相关的流动人员数量很大。贞元十九年，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说当年长安人口百万，而应考者多达“五七千人”。傅璇琮说：“在正常年份，每年到长安应试的，二三千人是会有的。”[9]长期的社会稳定，良好的经济条件，道路的畅通，运河的开通，使得交通与外出非常方便。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漫游”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风气，李白漫游终生就是一个显例。被认为是最早传奇作品的《古镜记》，所记载的就是古镜跟随不同的主人如王度、王绩漫游，才得以一一展示其神秘力量。 其次，聚谈的生动展开。 旅途之中，除了像前代文人于家院公廨之中饮酒赋诗之外，他们聚集在一起“昼晏夜话，各征其异说”(18)，以自娱自乐。根据《刘宾客嘉话录·序》自述，该书就是刘禹锡担任夔州刺史时公务之余与“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语，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之文字记录。唐传奇一般会按照史书的写作规范和模式交代其故事来源，从中恰恰可以看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产生背景和性质。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王洙《东阳夜怪录》)(19) 建中二年，(沈)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吴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任氏传》)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李公佐《庐江冯媪传》)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环炉会语终夕焉。(李公佐《古岳渎经》) 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沈亚之《异梦录》) 此类现象前代学者和时贤已经指出，不必尽数列举。上述材料都表明“说”的环境是在旅途，是真正的“道听途说”。而从诗歌文献来看，唐代文人之间的交游相当频繁，沟通相当顺畅，文学经验、文学思潮的流传、普及很快，大量赠答诗以及集会诗集还保存至今(20)；场所既可以是旅途驿传，当然只要能够聚会的地方亦可，比如家居与官署。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可以运用诗歌彼此唱和，自然也可以转述传奇故事，事实正是如此。例如：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元稹《莺莺传》)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歌既成，使鸿传焉。(陈鸿《长恨歌传》) 由于人们相会在异地他乡，寂寞无聊的旅途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此时大家可以卸下伪装，谈论一些轻松有趣的话题，讲述即兴编造的新奇古怪故事博得一笑，以打发漫长的等待时间，这在唐代传奇小说故事中也有直接的反映。 《宣室志》卷八陈岩条载刘氏娶妻为猿所变，就是纯粹的述奇遣兴之作。猿妇衣白姓侯，安岩饵粟，无不暗合猿猴性状，猿妇托身陈岩与“安岩壑之隐”相应，说明陈岩亦是乌有之人。《东阳夜怪录》中八个精怪的名号、职衔、服饰外貌、性情、自述家门、吟诗都极寓暗示性，从这些暗示隐喻笔墨与其原形——骆驼、乌驴、老鸡、驳猫、牛、犬、二刺猬的巧妙暗合中，透视作者的睿智和幽默，听起来兴味盎然。《古岳渎经》写一个形若猿猴的怪兽，没有什么情节，但是通过对无支祁诡异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后世认为此文不过出于文人的游戏之作，胡应麟评述道：“案此文出唐小说，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膺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伪》)更有趣的是韩愈的《轩辕弥明传》，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以文为戏”的思想，故事本身便显示出旅途说话逗趣的特征：愈与友人宿时，有老道人形貌奇异，自言为轩辕弥明，请求留宿，饮酒间众人以其不能咏诗便联句咏炉中石鼎，以相难诘，不想其人口出妙句，众人无不惊叹，其人又别拟题，皆令众人倾倒。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以为系讽刺时下浅俗诗人，如实反映了文人聚会联句作诗、互相驳难的情况，反映了古代读书人以文字娱乐互相调笑的风习。 有学者认为，中唐“元稹、白行简、陈鸿、白居易、李绅等后来文名藉藉、声望煊赫的青年文人互相配合，为同一题材创作相辅而行的传奇和叙事歌行，在实际上一度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团体”[10]，相当于“文艺‘沙龙’”[11]。唐传奇小说大多产生于文人士子在驿馆官舍“征奇话异”，是流传于他们之间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文艺形式。而“昼晏夜话，各征其异说”之“说”“话”，正透露出传奇的创作与传播实际上继承了此前文人之间的“说话”暨“小说”传统。尽管唐传奇小说只流行于上层社会文人中间而非民间，而且其写定所采用的文字形式是文言而非民间口语，但毫无疑问它们源于文人之间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再次，士人生活内容的客观反映。 出门在外，人们特别关心和自己一样出门在外的经历、故事，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很多传奇故事就是这些出门应仕的读书人自身外出的经历。牛僧孺《玄怪录》记载代国公郭元振杀死猪怪、救出少女的经历，就发生在“开元中下第”回家途中。托名牛僧孺的著名政治构陷之作《周秦行纪》，记载牛僧孺举进士下第还乡途中之经历：天晚，至洛阳鸣皋山下，他向一富户投宿，遇到汉文帝母薄太后、汉高祖刘邦的戚夫人、汉元帝时王昭君、北齐潘淑妃、唐朝的杨贵妃等一大群已不在人世的美人，一起饮酒赋诗，最后薄太后指派一美人陪牛宿，选中的是外嫁匈奴的王昭君。元稹《莺莺传》中，张生也是外出赶考，途中一次偶然相遇见到莺莺，然后才发生了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李娃传》中的荥阳生，也是在京考试之余流连花街柳巷才认识李娃的。《霍小玉传》故事发生在李益考中进士旅居长安时。《游仙窟》故事也发生在做官出差途中；甚至王度《古镜记》中的古镜，其神秘功能也是在王度、王绩的行旅、漫游中才一一展示出来。有些志怪性质的故事间接反映了漂泊在外士子的心态，如著名的《巴峡人》：“调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迳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声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是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溪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纪闻》)思念故乡正是长期漂泊在外却无所成就、仕途不得意者的典型心态。当然，最具普遍性的心态还是他们对于艳遇的渴望，所谓“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科场失利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如《柳毅》就是柳毅在考试落第回家途中一次无意的怜香惜玉、乐于助人而引发的故事。由此可知，艳遇才构成唐传奇小说最有特色的题材与内容。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见传奇小说的产生与“小说”的内在关联，显示其对先唐“小说”传统的继承。当然，由于传奇创作在唐代经历了从初唐的萌生到盛唐时期的成长再到中唐的繁荣这样一个阶段性发展，“说”与传奇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中唐文人流动的丰富与传奇繁荣的同步，恰恰更好地证明了“说”与传奇的密切关系。另外，我们强调传奇继承“小说”传统而具有娱乐性，并非否认传奇小说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的理性动机——因为尽管大量的传奇小说素材来自口头传说，或者说其最初是一种口头故事，但是最后它毕竟脱离了口头性的“说”而是社会上层文人的书面创作，从而具备更高级、更复杂的文化内涵，换言之，它既有娱乐性，也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或者说它的娱乐性中本身又包含着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