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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词由唐调到宋腔，有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这与词作为一种文体的衍变与演化有关，也与时代的艺术风尚有密切的关系。 宋初词坛，犹沿五代之遗绪，词人创作，仍为小令，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其词多为小令。迨至柳永，喜写慢词，篇幅渐长。他所写的慢词长调，远不如小令之笔致活泼灵动。苏轼词中长调逐渐增多，然因处盛宋时代，而东坡又才气横溢，不大苦思，却能提笔立就，故能做到词意流畅而又气韵一贯。所谓“无意为词，偶然神味泱然”(24)。因苏轼词仍多是灵秀之气，能做到词意流畅而气韵一贯。迨至周邦彦，大晟乐府特别强调协律，写词难免走精雕细刻的路子，使词逐渐失去活泼轻快的状态，感情表达迂回曲折，情调显得拗折苦涩，其词老成持重，风调沉郁，读起来颇有沉闷之感，加之典故增多，读之不易，已渐趋宋腔。周邦彦可谓唐调转为宋腔的关键人物。诚如邵祖平所说：“词至美成，便觉后主、延巳、六一、东坡、淮海、小山之神韵气焰扫地以尽，下此则骎骎于格制，津津于层次，斤斤于咏物，孜孜于琢句，美成盖于此结集前人，开演后派，成一大关键也!”(25)从词的格制、层次、咏物、琢句四方面看，周邦彦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也是词的创作由唐调转向宋腔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周邦彦以前的词在于天巧，而周以后的词作则转向人工。写词不再是天分的自然发挥，而在于词人的学力了。姜夔词承周邦彦而来，词人虽然有着孤云野鹤式的飘逸，其词内容骚雅，风调清空，颇有空灵之气，但已没有北宋前期那种轻快活泼的调子了。迨至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诸人，其词已成典型的宋腔了。当然，吴文英写了九十三首小令，这些词颇近唐调，不能算作宋腔。辛弃疾与陈亮、刘过、陆游、刘克庄、刘辰翁等辛派词人，用典较多，以才学为词，以文为词，虽则词意流畅，然不免有些质直，韵致不足，当属宋腔。辛弃疾等人也写了许多颇为玲珑的令词，有着唐调的风采，即以长调而言，其思想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流畅，有很强的流动感，然其词渐次脱离了音乐，有着浓郁的诗的格调与意境，使其词大有“长短不葺之诗”的特质了，甚且雄放恣肆，议论风发，以文为词，更远离了唐调。 谈到宋词的发展演变，蔡嵩云有一段颇中肯綮的论述： 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南宋以降，慢词作法，穷极工巧。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宋词至此，殆纯乎人工矣。(26) 这一段话，将宋词由自然到人工转变之关戾说得十分清楚、明白，直如老吏断狱，无可回驳。北宋与南宋词风之迥异，关键在于无法与有法：北宋词无法，作者写词全在灵性，纯任自然；南宋词创作遵法，创作词则依词法以求工巧。工巧之至，则天性与自然不存。 在谈到南北宋词风之不同原因时，王国维提出令人深思的“风会”，他说：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27) 词之演变，确有风会。这风会并非天数，而是词体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词的创作时代风尚。从创作看，周邦彦、姜夔是词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周立词法，使写词有章可循；姜立楷模，更易仿模。史达祖、吴文英等人则变本加厉，从而使词由歌唱文学变为案头文学，格律派词人依词法创作而个人灵气在词中则逐渐隐退。另一派词人以辛弃疾为首，陈亮、陆游、三刘接其绪，他们以才学为词，以议论为词，纵横恣肆，笔意畅达，于是词与诗文创作接近而意境渐疏。由此可见，词作为一种文学，由盛转衰，则有其必然的趋势。如吴尺凫所云： 临安以降，词不必尽歌，明庭净几，陶  性灵，其或指称时事，博征典故，不竭其才不止。且其间名辈斐出，敛其精神，缕心雕肝，切切讲求于字句之间。其思泠然，其色荧然，其音铮然，其态亭亭然。至是而极其工，亦极其变。(28)从词发展的总趋势看，南宋词既极其工，又极其变，于是北宋词的风致扫地以尽。当南宋词达到辉煌顶峰的时候，也预示着它的渐次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