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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留学潮》:1890-1950年代中国留学潮一览

http://www.newdu.com 2017-10-12 凤凰读书 张倩仪 参加讨论

    五花八门的公费
    林林总总的中央政府公费里,还有两种较特别的,一是稽勋留学,即是因革命有功而奖偿留学;一是用庚子赔款资助留学,这是中国出钱,却按外国同意的安排、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民国成立后对民国革命有功的人或后代,给予留学奖励。这个留学案后来归稽勋局办理,因此这批学生又叫“稽勋学生”。
    这稽勋留学的缘起,据说是民国临时政府秘书处的年轻人搞出来的。留日时参加革命的任鸿隽说革命成功后他不想做官,“和几个在秘书处的同事,决定再到国外去继续求学,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因此,我便拟了一个呈文,请求总统予以批准。此次列名的大约不过十数人,后来增加到30余人。如宋子文、曾广智(曾广勷的弟弟)、冯伟(冯自由的弟弟),还有胡汉民的两个妹妹,他们既未在政府任过事,有的还在学堂读书,此次各以私人的关系,得到出洋留学的机会,不知何以对其他学生。”当时稽勋局的局长是冯自由,任鸿隽对名单里安插私人以及稽勋学生越来越多颇有微词。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没有废除民国革命者自创的稽勋留学,还当作笼络的手段,给孙中山的子女资助。宋子文曾提及袁世凯“拨了约一万美元给我和两个妹妹,作我们去美国求学的教育公费”。
    后来稽勋学生越来越多,到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而后才停止。之后这些已去了外国的稽勋学生的留学费用,不知道从哪里来,有人认为恐怕不少后来转为庚款留学。事实上连袁世凯也在执政时为袁氏后裔设了留学津贴,后来大概也在庚款里匀出。退还的庚子赔款成了一块大肥肉。
    辛亥革命已过了一二十年,还有留学生听闻有烈士遗属得到公费的。一个江苏的勤工俭学学生自称安徽人,得到安徽省的津贴救助,因为他的父亲是革命党人,民国初年在安徽被杀,于是他算作安徽烈士遗孤。1930年代又有留学生从邻座听来一段故事:“一位同舟青年,由中央用官费送到欧洲读书,据他自己向人背诵的履历,是黄花岗某烈士的侄子,因为造国有功,‘福延’后人,于是以一万大洋,送到欧洲镀金,言时颇觉意气甚得,我一细看时,才知道是在香港渡头上,以名片请某通讯社为登报的少年,衣冠甚丽,而人却很弱,不知道怎样,我有个与此君不同的思想,我觉这是一件痛心事,因为至少是‘吃先人骨血’!想到这点,不禁越为他那一身丽服而兴悲!”
    倾家荡产的自费留学
    中国人重视后辈的前途,有些父兄为了满足子弟的留学梦,不惜售屋卖地,甚至借债让子弟成行。
    1920年代,留学已经成为社会热潮,留学生总人数中一直以自费生为多。到1924 年教育部颁布《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和《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后,自费生才日渐减少。汲汲出洋的年轻人,一般在20 岁上下,最多廿四五岁,多数从未持家,人生经验不足,易于冲动。他们听了种种说词,看见留学回来的光彩,有时不顾一切地要求出国。
    一个20 岁青年本来是陪考上公费的同学去订船票,凑巧“所定的船舱中还空着一个舱位,定洋只需50 元,同学和教授们并不清楚我的经济状况,见我日常那种恍惚神情,又鉴于德国马克日落,都劝我何不自备资斧早日出去,经不得这些人的怂恿,未免为之心动”。于是他不加思索订下船票,然后要求两个姐姐资助。
    青年的大姐夫是政治名流黄郛,二姐夫是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他的大姐读了信,足足有一夜未睡,夫妇均不赞成他此时出去,但两个姐姐商量好久终于让步,“决定趁此时有伴,还是让我去罢,希望此去能上进读书,懂得做人道理,将来也好上报国家,下光门第云云。又说‘二姐也不赞成弟此时出去,但如不得不如此决定,则甚愿分担一部分费用,惟弟应知二姐丈在北大教书,薪水时时积欠,加以新置小三条胡同房屋,债务未清,姐殊不忍使其为难姐丈,也说如此不懂事理,出洋回来,亦属徒然,但均因姐溺爱过甚,故如此决定。’我读罢此信,惭感交并,泪如雨下”,当日便去把船票退掉。
    23 岁的巴金也是这类不懂事理的青年,他极不喜欢他的传统大家庭,朋友劝他留学。“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当时巴金那一房人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当家的大哥为了家累正在绝望挣扎,希望两个弟弟早日读完书,回家帮忙。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日夜热望于社会改革的情绪,令巴金固执于留学,到了难以劝说的地步。大哥拗不过,终于汇来了钱,让他去法国。
    名门望族留学生
    历史洋博士蒋廷黻回国不久,在北京一个晚饭聚会上,第一次见识世家子弟的气派。“早到的人坐下来吃茶、嗑瓜子,谈论各种题材,包括天气、满洲溜冰方法以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据西方观念衡量,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开饭。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抵达不久,开饭了。我因为很饿,尽量吃东西不暇他顾。几道菜过后,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商人正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他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谈话内容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La Scala)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无疑地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我问主人他是谁?主人告诉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洋博士蒋廷黻有点不满北京这些贵冑如此收藏其财富和才学,“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筹划建立清华国学院的吴宓,本身不是世家子弟,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却与不少世家子弟交往,既与俞大维、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论交,还跟大家庭出身、娶曾国藩孙女为妻的尹寰枢同住,见识过世家留学生的豪气。
    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虽然不富有,也有豪举。他的豪举首先表现于买书,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他研究世界史,买了剑桥所出全套20 多册的历史书,又劝吴宓买《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汇编本。吴宓回国后一次也用不上,没地方放,搬运又费钱,于是以贱价出售了。陈寅恪的豪举第二表现于宴会。陈寅恪到波士顿后受到很多友人宴请,于是在波士顿东方楼一次汇总还席,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初次到东方楼,见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都是银器或景德镇上等瓷器,虽然在美国,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馆的规模,鲍参翅肚全备,各地名酒及特产食物如烤鸭、火腿亦有储存。
    世家子弟的学识深度也令吴宓敬服,所以后来他才有推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做清华研究院导师之举。另一世家子弟俞大维,到哈佛研究院不到两个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趋时的数理逻辑学;又在哈佛找出中国学生不认识的著名印度哲学和梵文教授,向他问学;还能为吴宓简明扼要地讲欧洲哲学史纲要。这些能耐恐怕不能只归因于聪明过人。
    抗战也归来
    抗日战争八年间,大概是近代中国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一方面战争时间长,另一方面沦陷的地方多。烽火连天之下,回国难望有好的读书或生活条件,还要面对炮火威胁,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富有人家会给大笔钱叫儿女去留学,好避过战争。许多留学生却是一闻战争打响,立即收拾行装回中国。
    他们有的从敌国日本回来、从动荡的欧洲大陆回来,也有的从相对少威胁的英国、远离战争的美国回来。
    既然中日开战,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很能理解,尤其在1938 年初驻日大使也要撤回中国的时候,留学生再不走的话,不当汉奸就要当俘虏。
    从欧洲回来的人,除了共赴国难的情绪之外,在欧战阴霾逼近时,还多了一重经济和旅途安全的考虑。一旦战争爆发,航行极不安全,邮船都有触雷沉没的危险。从日本回国虽然也有危险,但毕竟航程较短,而从欧洲回国,费时长,风险也大得多,开战后恐怕就没法上路了。私费学生斧资有限,更怕流落他乡,所以不仅留德的学生回国,留英、法的学生也纷纷回国。
    何况留学的人多是青壮男子,有些身为长男,见父母在战区生活艰难,也得回家尽孝。1930 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年纪比较成熟,不少已成家立室,有妻有儿,思乡情绪更浓。在美国时想国家、想亲友的李抱忱,“七七事变”爆发时正横贯美国大陆赶着回国,到了西岸才知道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乘船回到上海时,北京已经不通电报和火车,只能冒险坐英国的船北上,船在途中被炸,幸好没有伤人。回到家,妻女见到他仿佛从天而降。幼女见到爸爸很亲热,但是没理解久未见面的爸爸也是一家人,临睡觉时指着爸爸小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他还不走啊?”
    试想充满家国之思的留学生,怎舍得留在安逸的异邦,让父母妻儿面对战火?
    这种匹夫有责的念头在共赴国难的回国学生中清晰可见,在离国避难的留学生里,亦可能隐蔽存在。备受父母怜爱的幺子黎锦扬听从长兄的安排,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出国。他的大哥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与政府中人有来往,既能够不经考试就让弟弟拿到留学资格,又能够在恶性通胀肆虐时用官价换外汇,在美国又因为认识赵元任,令弟弟得到奖学金。
    西南联大毕业的小弟黎锦扬回忆说,当日在重庆与阔别有年的大哥简短会面,大哥连寒暄也没有,第一件事就说政府希望所有大学毕业生尽快离开中国。这真是政府的态度抑还是他的说辞,无从得知。而当他帮弟弟以官价换到美金时,他心情沉重地叫幺弟 “赶紧出国,免得在这里被打死”。
    长兄当父,保护幺弟免致死于战祸,流露了这个长兄的真情。
    这个弟弟在美国生活得十分安全,上课之余,也跟朋友上夜总会找女孩跳舞。凭黎锦扬出国的条件以及在国外的生活,谁都可以将他视为有后台、走后门出国的小衙内。可就在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的那天,他与中国朋友庆祝,大吃一顿,喝得半醉,独个儿回到小屋时:“在日历的1945 年8 月14日那一天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大圆圈。8 年的战争造成数百万人丧生,给人类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我的心潮澎湃,热泪滚滚。我是个幸运儿,还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泪水是我对那些受难者及失去生命的人的感激,也是为我对抗战事业无所贡献的自责。我睁大眼睛向日历上这一天行了个礼。”
    (本文摘自张倩仪 著《大留学潮》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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