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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综合以上两部分的论述，我们似可作一初步的结论：春秋时代龟卜和筮占并用，两者的操演程序大体继承了殷商西周以来的旧制，都具有重言辞“解说”的特点。然而对见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龟卜与筮占实例及相应的解说辞加以分析后发现，因为理性观念和人文观念的兴起，龟卜和筮占的神圣性已经大大降低。这首先表现在占卜仪式的操演者由专司其事的卜筮之史演变为卿大夫，其次表现在占卜仪式中解说辞的发表(撰制)由原来的严格按照卜筮之书照本宣科，演变成为由操持仪式的卿大夫依据卜兆、卦象所示，并结合问卜求筮者的身份德行、所问之事的性质而进行灵活而富于人文精神的解说。这一内在的变化对卜筮制度来说可能是消极的，然而对文辞撰制来说却是积极的，因为它使解说卜兆、卦象的言辞活动由一种完全的礼仪写作变成了一种具有言辞发表者个性色彩的、具有固定的语体模式的写作活动，从而催生一种具有相对独立的文类特征的文体——解说文。 注释： ①《周礼·春官》“大卜”下属有“占人”、“筮人”，其职能之一是定期记录保存占筮的命辞和解说之辞及其验否，因此形成大量以事归类的占筮类文献。《国语》、《左传》中的占筮“解说之辞”即是出自此类文献。 ②关于殷商卜辞的格式，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认为包括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姚孝遂认为包括前辞、贞辞、验辞，李学勤认为包括署辞、前辞、贞辞、兆辞、果辞、验辞。还有其他种种说法，详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38页。本文取陈梦家之说。 ③参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④陈梦家《段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 ⑤《周礼·占人》郑注云：“体，兆象也。”李学勤以为“经兆之体”的“体”是指兆象，即兆的形状。说见其《周礼太卜诸官的研究》，《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5—55页。 ⑥张秉权《卜龟腹甲的序数》，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册，1956年，第231—236页。 ⑦因这类文字多为韵语，传之口吻，故称之为“颂”。 ⑧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381页。 ⑨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⑩诸家之说均见韩兆琦《史记笺证·龟策列传》之“集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2—6264页。 (11)胡煦《卜法详考》，见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卜筮卷》，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2)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编译馆1988年版，第59页。 (13)张玉金比较了殷商甲骨卜辞和春秋时代卜辞的实例，认为后者有的只包含叙辞(如上揭诸例)，有的只包含命辞(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昭公五年》、《昭公十年》、《昭公十七年》诸卜例)；从语气上来说，二者总体上以陈述为主，但殷商西周的卜辞的命辞多疑问语气，占辞多揣度语气，而春秋时代的卜例中的命辞则多祈使语气，占辞则较多肯定语气。说见其《甲骨卜辞语法研究》第一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 (14)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张光直也指出：“进行任何一项卜问，卜问者要请占卜人进行占卜，占人必须接受占卜人与之传达过的祖先给予的回答。然后由档案保管员，即史，记录命辞、占辞及验辞。”(《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5)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6)《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此为成卦之法。 (17)容肇祖先生统计《左传》、《国语》筮占例，以《周易》卦爻辞例之，有合者，有不合者，说明春秋筮占除《周易》外，尚有其他筮占之书。说见其《占卜的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李学勤也指出：“就《左传》、《国语》所载卜筮例而言，也有三兆、三《易》兼用的迹象”，“这从《周礼》来看，当即《连山》、《归藏》，应属可信”(《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9页)。 (18)引文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册，第301—302页。 (19)《周礼·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郑玄注：“既卜筮，史必书其命龟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礼神之币而合藏焉。”《尚书·金滕》记周公向先王祝祷，卜替武王死，其卜辞书于册而藏于金匮，册即是记录卜辞的简。详参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63页。 (20)参刘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9页。 (21)此前学者们据此疑孔子与《易》之关系，近来李学勤、金景芳、李眉衡、吕绍纲、廖名春等从多方面力驳怀疑说，其说可据。详参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八章“孔子与易传”部分对此争论的概述及分析。 (22)帛书《要》篇之释文采用廖名春整理本，引据时采用宽式，假借字一律引作本字。详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6页)及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19页)。 (23)参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