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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筮占之辞的撰制及其文体特点 春秋时期筮占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筮占之辞的撰制和文章文体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首先是筮占制度垄断性的打破导致筮占之辞的撰制由先前的筮官独占转变为筮史、史官、贵族共同承担；其次是由于史官的参与撰制，使“尚文”的史官文风渗入筮占之辞的写作之中；最后因为贵族有识者的参与筮占，使得一依“三《易》”筮辞的照本宣科式的筮占辞制作方式转变为因事制宜。 如《左传·闵公元年》载：晋国的卜偃解说毕万仕晋之事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这是以当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卦象为前提所做的解说。《屯》有厚固之象，《比》有人之象，均为吉象。毕万名“万”，故言其必得万民。这是依据其名字所做的解释说明，已超出《易》占的范畴。 再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食言背秦，秦穆公将要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其筮辞曰：“涉河，侯车败。”秦穆公诘之，卜徒父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卜徒父对曰”后为说象之辞。秦穆公伐晋，卜徒父为秦伯筮之，其卦遇《易·蛊》，并为之解说。《国语·晋语三》、《史记·晋世家》、《秦本纪》所载略同。卜徒父，为秦之卜人而兼司筮占，名徒父。其所撰制之解象之辞依据《蛊》卦风落山之象立意，并结合其卦爻辞，以及晋惠公背信弃义之身、位、时、事，得出对秦伯有利的结论。解说之辞入韵，颇有民歌风味。 另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此例中“史苏占曰”之下为解说卦象之辞。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谓此“自非旧有之辞，而是后人附会追述者”。言其辞“非旧有”则是，言其“附会追述”则非。依筮占制度，筮人在筮占之后有根据事件结果记录筮占之辞的程序，这个工作是把那些应验的筮例挑出来予以整理记录，颇似秘书工作中的归档(19)。《左传》、《国语》中的筮辞当来自于筮史归档的文献。 春秋后期，随着卜筮之官的衰落，筮占不再是专门的官守技能，一些贵族阶层中的人物，也对筮占的程式和解说之法十分熟悉，因而筮占解说这种文体的创制也出现了向社会普遍化的趋势。如鲁襄公九年，鲁宣公夫人穆姜筮占并解说《周易·随》卦卦象及“元、亨、利、贞”之义，即是显例。 《左传·襄公九年》载：鲁宣公夫人穆姜欲弑鲁成公而立其奸夫叔孙侨如，事情败露后，叔孙侨如离开鲁国出奔到卫国，穆姜也被迫迁居于东宫思过。始往东宫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逃)。”穆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段释卦之论是对自己筮占所得《随》卦卦象与卦辞的解说。大意仍据《艮》卦贞固之象及筮者之身、位、时、事予以解说。意谓虽然筮占所得的卦是吉卦，但是她自己通奸弑君的行为有背于元、亨、利、贞之意，是处在“下位”而有不仁之举，所以断言自己必将自取其咎，必死无疑。穆姜的解说并不拘泥于卦辞本身，而能结合事理人情做灵活的变通，颇似后世以义理说《易》者。故其说为《文言传》所吸收。清人高建章《左史比事》云：“穆姜洞明《易》理，清辨滔滔，为王辅嗣《易》学之祖。乃以淫乱之故，禁锢东宫，一时失身，万事瓦裂。后世文人，如扬雄能通《玄经》而为莽大夫，何晏能注《论语》而为曹爽用，皆穆姜类也，穆姜亦奚尤焉！”高氏指出穆姜不仅洞明《易》理，而且长于文章，是很有见地的。 再如鲁宣公十二年，晋、楚开战，晋大夫荀首据《周易》《师》之《临》爻辞及卦象，论晋师必败，也比较典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兵已退，晋中军佐先谷(彘子)孤军渡河从楚师。知庄子(荀首)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在这一例中，“荀首曰”以下为解说之辞。特殊的是其辞所据之卦象并非据筮占所得，而是以己意所择。以当时战场形势与《易》卦辞、象所示寓意牵合为说。荀首对卦象的引用和解说之辞已经突破了“筮占”的程序，成为主体性很强的言辞撰制与发表活动。这意味着筮占的衰落，但却是解说之文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按：荀首即是知庄子，此年为下军大夫。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评知庄子之辞曰：“庄子见彘子逆命，必当有祸，乃论其事云：此师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书，而有此事。《师》之初六变而为《临》。初六爻辞云，军师之出，当须以法。若不善，则致其凶。既引《易》文，以人从律，今者师出，乃以律从人，则有‘不臧’之凶。”指出其解说的依据主要也是所占之事的事理逻辑与事主的德行。 总的说来，春秋时代的解说《易》象之文在内容上表现出以卦爻之象的寓意为依托，结合筮者的身、位、时、事等解说吉凶的人文倾向，从形式上来说则呈现出“叙卦爻之象+分析身、位、时、事＋判断吉凶”的语体模式。因为这些事后由筮史记录的说解之辞为史官讲史时的叙事文本所频繁地引用，筮占的解说之辞遂具备了成为一种文体的条件。春秋筮占之辞大多都是用赋予卦象以特定象征义、再据筮占者的身、位、时、事来印证卦象，并最终推断吉凶，因此形成了对不同卦与象及象征义之间的固定联系。这些都对后来孔子解说《易》理，以及《易传》解说易理的模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0)。 《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章所述学《易》之事历来争议较大。或以《鲁论语》“易”作“亦”而云孔子未曾言学《易》之事，此实不足据(21)。《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邢昺《论语正义》云：“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开卷偶得》卷六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有一篇题为《要》的文献，记载孔子同子贡的问答，也说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剪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予何尤于此乎？’子赣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顺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绞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22)金景芳、李学勤等学者据此认为，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读之手不释卷，并且和弟子们讨论《易》理。帛书《要》篇中的记载可与《说苑·敬慎》、《淮南子·人间》等关于孔子论《易》之言论相印证。后来孔子的后学根据师说撰成了《易传》。《易传》出自孔门是可以肯定的(23)。分析《要》篇中所见的孔子论《易》之说，均是先分析卦象，然后从德义的角度解说筮得的卦象的吉凶，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观其德义”！这种“人文易”的诠释发挥，其解说的方式与上文所引春秋时期的释象解爻之文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后学给《易》作“传”，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从内容方法，均当继承了春秋时代的解《易》之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