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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筮占制度与说象之辞的生成 《左传》、《国语》等文献中载录多条筮占之例，其中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文体，即解说卦象之辞。这类解象之辞虽然引述《易》卦爻辞，但主要以筮占者的身、位、时、势及德行为依据来解说卦象、发挥辞义。体现出象、辞互参，因人因事制辞的特点，这与前代的筮辞不同。春秋时代这类说象之辞的生成，与当时的筮占制度密切相关。 (一)春秋筮占制度及其特点 筮占是指用蓍草经过复杂的运算而求得卦象，再根据卦象的寓意来解说吉凶的预测方式。筮占起源很早，但盛行于周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人卜、筮并用。春秋时期，筮占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但凡国之大事如征伐、祭祀、立储、迁都等，或个人的婚、丧、嫁、娶、入仕、出行等均要进行筮占。《周礼·春官》“大卜”职下有“筮人”一职，专司其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结合《左传》、《国语》中的筮占实例来看，《周礼》所述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筮占制度。 春秋筮占从周天子到诸侯均由专官司其事。一种是卜人兼掌筮占，《周礼·春官》“大卜”下有“占人”条，郑玄注云：“占人亦占筮。”卜官亦兼司筮占，这一点也合乎《左传》、《国语》所载之实例。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卜楚丘父筮季友之将生，《僖公十五年》卜徒父筮伐晋，《僖公二十五年》卜偃筮纳周襄王等即是。即以晋国之卜偃而论，其为晋国掌卜大夫而通司卜、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以其职曰卜偃，以其姓氏则曰郭偃(《晋语》)。《吕氏春秋·当染篇》云‘文公染于咎犯、郄偃’，‘郄’为‘郭’之形近误，《太平御览·治道部》引正作‘郭’。《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乃郭旁转耳。参梁履绳《补释》。《商君书·更法篇》引有《郭偃之法》，《韩非子·南面篇》亦云：‘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参以《墨子》、《吕览》，则卜偃之于晋文公，实变法称霸之功臣。”可见当时卜人兼掌筮占的情况较为普遍。 另一种情形是筮人专司筮占。《周礼》“太卜”下有“筮人”，即专司筮占者。春秋时期的筮占很多情况下由史官充任，故“筮人”又称为“筮史”。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伐，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此年复曹的“筮史”因为事先受了曹国侯孺的贿赂，所以在晋侯面前为曹国开脱。《左传》虽没有记其姓名，但从他能直接进言于晋侯且为后者所采纳的情况来看，是侍奉于晋侯身边以备咨询之人，其地位不低。再从其谏语中引经据典、善于说理，也可以看出其具有熟知掌故、精于礼典的素养。《国语’晋语四》：“公子亲筮之，筮史占之。”另外如《哀公十七年》载“(卫侯)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杜预注：“赦，卫筮史。”表明晋国和卫国均有专司筮占的“筮史”之官。在其他诸侯国，史官参与操演筮占的情况也特别普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筮敬仲之生，《襄公九年》载“鲁史”筮穆姜之居东宫，《襄公二十五年》“齐史”筮崔武子娶棠姜，《昭公八年》宋国史官“史朝”筮立公子元等等，均为史官操演筮占的例子。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春秋时期史官的独特地位有关。春秋以前，巫、祝、卜、史之官虽有职司方面的关联，但基本上是各司其职。春秋时期，随着神权的逐渐衰落，政治理性的逐渐加强，巫官、祝官、卜官的职司操演虽然还存在，但其实际政治效能则均为侍于君王之侧以备咨询，因而渐渐合而为一，但史官因为熟知历代兴亡、富于政治经验，且又长于文辞，因而更适合于筮占时解说卦象以断吉凶，从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因为巫、祝、卜、史之官的关联与互通性，使史官能方便地接触并阅读各类典籍，也能通于筮法，因此就出现了史官操演龟卜和筮占的情形。 (二)春秋筮占的操演程序及其与文章撰制的关系 从《左传》、《国语》来看，春秋筮占的操演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程序：1.事主(国君或卿大夫)就所涉之事贞问；2.筮史或史官用蓍草求卦，具体揲蓍成卦的方法是否同于《易传》所述(16)，不可知；3.筮史或史官就求得特定之卦后，据筮占之书记载的相应卦象、卦爻辞再结合所贞问的事项进行解释说明，明示事情的吉凶悔吝，并对行事的方法予以指示。据《左传》、《国语》筮占实例分析，记载最详细的筮占环节就是筮史据卦象所示而进行的释卦说爻。这说明这一环节难度最大，创造性最强，也是最为重要的；春秋筮占者所依据的卦书既有《周易》，也有《连山》和《归藏》(17)，筮占者的释卦说爻之论除依傍卦书之外，也遵循一定的事理逻辑，并且有大体相近的体制和格式。从本质上说，筮占操演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其核心就是释卦说爻之辞的撰制与发表，这是一种特殊的基于实用的言辞撰制与文章写作活动。 既然筮占者在发表和撰制释卦说爻之辞之时并非信口开河，那么他们所遵循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前代学者经过综合考察《左传》、《国语》筮例中的筮占之辞，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赵汝楳《易雅·占释》第九说： 夫儒者命占之要，本于圣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时，曰事，曰占。求占之谓身，所居之谓位，所遇之谓时，命筮之谓事，兆吉凶之谓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察其人之素履，与居位之当否，遭时之险夷，又考所筮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 姑以卫孔成子所筮论之。孟絷与元皆嬖人婤姶之子，则身也。孟长，元次，则位也。襄公死，社稷无主，则时也。筮享卫国，则事也。筮元得《屯》，孟得《屯》之《比》，则占也。夫继体为君，将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思神，从会朝，而孟不良能行，成子虽不筮可也；疑而两筮之，皆得“元亨”，倘史朝以“元”为长，昧非人之义，而吉孟之占，是使跛躄为君，而蓍失其所以灵矣。 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比》，史朝以卦辞为占；毕万筮仕，亦得《屯》之《比》，辛廖兼本卦之卦两象为占：非卦同而占异也，立君与仕事之重轻已殊，孟絷毕万之身与位时又殊，虽使百人千人同得此卦，其占乌乎而可同？ 南蒯将叛，筮得《坤》“黄裳元吉”，子服惠伯以为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晋文筮有晋国，得《屯》之《豫》。史以为不吉，司空季子以命筮之辞占之，曰：“吉离孰大焉！”是知吉凶无常，占由人事。固有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异占，异卦同占。非参稽五物，无以得蓍之情而穷其神也。(18)赵汝楳从春秋时期筮占实例中归纳出来的“身”、“位”、“时”、“事”、“占”五点，是当时的筮史和占者据所得之卦爻之象发表释卦说爻之辞时所普遍遵循的五个原则。其中“身”即是问筮者的身份，“位”即求占者的长幼、尊卑等所处情势，“时”即问筮者的时机、机遇，“事”即问筮者所问之事的性质，“占”指筮占所得卦象之吉凶。以上所说的五个原则中，前四项都是人事，最后一项是占卜。占卜的吉凶全在人事，正所谓“吉凶无常，占由人事”也。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筮史据卦爻之象发表释卦说爻之辞主要是依据人事而进行逻辑推断，从而为问筮者指示吉凶。也可以说，春秋筮占的操演过程虽然是以筮占为名，但其内里却充满了人文色彩与实践理性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