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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唐诗发展的原因 集唐诗的发展与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唐诗的艺术魅力是集唐诗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自其产生之日就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以至周边的国家不断派使者到中国来搜罗唐人的诗歌。关于唐诗的艺术个性，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从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气象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20]。继唐而起的宋代诗人对唐诗非常崇敬，他们对唐代诗人有很多有见解的评价。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共有60卷，关于唐代诗人的20卷，其中有“李谪仙”1卷，“杜少陵”9卷，“韩吏部”3卷，仅此三人，已有13卷之多。如卷五云： 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1]30 王安石对李白、杜甫、韩愈三人诗歌风格的把握，可谓深入骨髓。对于个别时期的诗歌，宋人也有所概括，如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21]从这句话不难看出，欧阳修不仅肯定李、杜诗歌的“豪放之格”，而且认为中唐诗歌尚有这种风格，只是到了“唐之晚年”，这种风格才衰落了，但其时诗人尚“务以精意相高”。有时，宋人也会对唐诗略作总体评价。《沧浪诗话·诗评》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22]且不管这里的回答是否合理，这里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无论是问者还是答者，都把宋诗不如唐诗看作一种共识了。对于金、元、明、清几代，唐诗早已是神圣的诗歌经典，成了后人学习和模拟的范本了。正因为唐诗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引起众多的学者去阅读和吟诵，从而对唐人诗句非常熟悉，这就为集唐诗写作准备了条件。 其二，集唐诗的产生和发展出于后世诗歌“新变”的需要。唐诗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摆在宋人面前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陈辅之诗话》云：“荆公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1]90正因为面临着这样两难的处境，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成了宋人权衡之后的艰难选择。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23]黄庭坚《再次韵》诗序中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24]集唐诗的出现，正好投合了宋人的这种需要。唐诗虽然是不朽的经典，值得学习和效法，但它们毕竟已经属于过去，读得太熟之后难免有“故”、“俗”之感。如果用唐人的诗句，根据当下的情景，重新组合成新的诗歌，既可体现出对唐诗经典的重视，也可体现出对唐人诗句的“二度创作”，正是典型的“以故为新”和“以俗为雅”。集唐诗在宋代的产生和发展，原因都在这里。集唐诗在宋代以后具有越来越多的“新变”特征，原因也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唐诗已经是不同于唐诗的新诗了。 其三，集唐诗在明、清时期的高度发展跟“唐宋诗之争”有很大的关系。“唐宋诗之争”的实质是对诗学取向的争论，即后世诗人、学者在创作和评价诗歌时是推崇唐诗那种以情为主的诗歌模式还是宋诗那种以理为主的诗歌模式的问题。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成为诗坛的主流，提倡唐音在当时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这样的诗学环境中，集唐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夏宏《联锦集》二卷、朱多炤《五体集唐》五卷、余兆芳《集唐宫词》一卷、陈圳(一作玔)《宫闺组韵》二卷等众多的集唐诗集，其作品数量已超过此前几个朝代集唐诗数量的总和。清代的情况略微不同，由于宋诗地位逐步回升，宗唐的势力不再具有绝对优势，但其优势仍然是非常显著的。跟这样的环境相关，清代集唐诗的发展达到高潮，不仅出现了众多的集唐诗集，如张吴曼《集古梅花诗》十九卷、杨为松《三唐集韵》二卷、徐旭旦《世经堂集唐诗词删》八卷、黄之隽《香屑集》十八卷、程祖润《妙香轩集唐诗》五卷、奕《萃锦吟》八卷等，而且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都走向了多样化，也更加规范。集唐诗的发展，跟“宗唐”风尚关系密切，不仅从独特的角度反映出“唐宋诗之争”的影响，而且对其后的“唐宋诗之争”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四，集唐诗的发展和繁荣，是众多诗人继往开来，不断创作的结果。集唐诗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连绵不绝。在所有重要的集句诗门类中，集唐诗的出现是最早的。无论是集杜诗、集陶诗、集李诗、集苏诗，还是集选诗、集宋诗、集元诗，其出现都比集唐诗要迟。集唐诗不仅出现得早，而且自从其出现以后，就一直连绵不绝。从北宋前期的石延年、胡归仁，到后期的葛次仲，到南宋的李龏、李复、黄彦平、方凤以及金代的李俊民，到元代的无名氏，再到明代的夏宏、朱多炤、余兆芳、陈圳(一作玔)、无名氏《蕊阁集》、峨眉洞天主人、李时珍、刘氏、柯叔楩等人，再到清代的施端教、黄周星、张吴曼、傅扆、陶季、陈煌图、张璠、蒋嶟、叶奕苞、周金然、李天馥、陈光龙、杨为松、徐旭旦、王材任、张山农、张叔埏、黄之隽、张恩闳、周梦华、逊志主人、汪沈琇、陈荣杰、朱廷璋、柴才、王天庆、顾夔璋、柴杰、柴杰、柴杰、李炤禄、杨天培、吴镇、姜忠奎、邵墪、张梦华、戚学标、卓笔峰、方联甲、陆耀遹、施作舟、钱照、徐献廷、韩步鳌、何钰麟、苍然、张声玠、程祖润、石赞清、唐存一、李应观、华嵘、周天麟、奕、沈韵兰、丁尧臣、王以慜、味莲氏、项继贞、李廷璧、朱世弼、吴德显等众多的诗人，都积极参与集唐诗的写作。众多诗人的写作，不仅使得集唐诗的作品越来越多，而且使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不曾中断过，即使在集句诗发展中衰的金、元时期，仍然有作品的出现，跟一般的集句诗门类明显不同。 集唐诗不仅仅属于过去，在当代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如福建莆田诗人陈禅心以诗为史，写出集唐诗集《沧桑集》(上、下)，不仅记载了自己一生的事迹，而且反映了中国现当代几十年历史中的沧桑变化[25]；又如广西阳朔诗人秦焕艺用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集唐诗词专集《漓水吟怀》，热情讴歌了桂林一带的美丽山水。笔者相信，随着古典诗词创作风气越来越浓，集唐诗也将为更多的诗人所使用，从而出现更多的作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