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唐代古文运动高举学习先秦两汉散文的大旗，这对《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起了积极作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却跨入文学的门槛，成为文学经典，进入中国文学史，这与其本身的文学因子直接相关，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的特点是“以文运事”，即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施展文学才华。但《史记》能成为文学经典，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以不同形式进行的经典建构，这个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的变化、文学思潮的发展、评论家的阐释、文选家的认可、文学家的接受等。唐代是建构《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在《史记》文学阐释评论方面没有后代那么丰富，但以韩愈、柳宗元为领袖的古文运动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推崇与接受、学习，是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基石。 《史记》是古文家“文以载道”思想的重要来源 古文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首先，他们重视《史记》深刻的思想内涵。根本而言，古文运动由中唐时期儒学复兴和政治革新所触发，从而带动文体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发挥文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政治改革的宗旨和“挽狂澜于既倒”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古文家越过六朝华丽骈文，把眼光投向先秦两汉散文。先秦两汉散文古朴深邃，内涵丰富，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思想主张，无论政论文还是史传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古文运动把先秦两汉散文作为典范，《史记》自然是学习的榜样之一。正如元代刘埙《隐居通议》所说，韩愈“尝自泄其机矣，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所谓两汉，非班、马耶？”《史记》体大思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示出独特的思想价值，也显示了司马迁在大一统时代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史记》成为古文家“文以载道”思想的重要来源。 其次，古文家高度认可《史记》的文学风格、文学价值。韩愈、柳宗元把司马迁作为汉代古文大家而纳入文学的领域。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也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说：“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刘熙载《艺概》说：“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太史公文，韩得其雄。”可见，韩愈文章的雄健风格来自《史记》。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风貌，在《报袁君陈秀才书》中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峻如马迁”。清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卷九说柳宗元“文笔酷似子长”，可见柳宗元对《史记》文风的认可与学习。古文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云：“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古文家对《史记》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如对韩愈、柳宗元的墓志铭，章学诚《文史通义》言道：“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古文家对《史记》叙事的认可与学习，说明《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已树立起来。 再次，古文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继承与发展。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强大动力，实质上阐明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古文家对此理论有新的发展，如权德舆在《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中明确提出文章“舒愤懑”的主张。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一文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进一步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其“不平则鸣”理论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从实践上看，柳宗元的发愤创作最有代表性，他在“惊风”、“密雨”的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文人大无畏精神，不幸的政治遭遇却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正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可见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及在逆境中立言的精神，为古文家树立了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