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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家叙事、记人等手法受《史记》影响 古文运动不只在理论上认可《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韩愈、柳宗元等人在文学实践上学习《史记》，从人物传记的类型到文章的章法结构，从创作风格到语言的运用，都有《史记》的影子。韩愈在《进学解》中说自己作文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宋代李涂《文章精义》说：“退之《圬者王承福传》，叙事议论相间，颇有太史公《伯夷传》之风。”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云：“退之《获麟解》……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元代刘埙《隐居通议》卷十八说：“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元代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二云：“《送幽州李端公序》，……此篇似《史记》文。”明代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云：“《毛颖传》是继太史。”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张中丞传后叙》云：“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这些评论足以说明韩愈从《史记》中汲取力量。柳宗元的散文以峻洁著称，他在《答韦中立书》中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所谓“洁”，不仅指文字的简洁，更重要的是指剪裁精审且能把笔墨用到要害处。清代方苞《方望溪先生集》文集卷二指出这一点：“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柳宗元的叙事文章不仅深得《史记》荡漾疏散吞吐之妙，而且在取材上和司马迁一样有爱奇倾向。如《童区寄传》的区寄年仅11岁，却能机智勇敢地杀掉掠卖自己的两个豪贼。清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评之曰：“事奇、人奇、文奇。叙来简老明快，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种笔墨。即语史法，得龙门之神。”柳宗元往往借传记发表议论，如《种树郭橐驼传》，传记是次，议论为主，可见受到《史记·伯夷列传》等作品的影响。柳宗元其他人物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等也颇有《史记》神韵。他笔下的山水游记虽无奇事、奇人，但颇有奇气，也可说是“得龙门之神”。总体来看，韩愈、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量选择下层人物，且富于强烈的批判精神，充满浓厚的感情色彩，这些特点都体现出《史记》的影响。 《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建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唐代古文运动高举学习先秦两汉散文的大旗，这对《史记》文学经典的确立起了积极作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指出“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文统’的意味”，此论颇为中的。可以说，古文运动确立了司马迁古文宗师的地位。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13BZW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