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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晚明时期，随着思想领域的启蒙呼唤，文学也开始走向大众，由此兴起了市民文学（或曰“平民文学”）的浪潮，世情小说的兴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些小说大都取材于市井生活，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反映市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打破了贵族和士人文学中“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 近读岳凯华先生《不可忽视走向平民的五四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2014年5月9日），对其五四文学亲近民众、走向平民“完全是一种主动的姿态，有着深厚的平民主义思想基础”、“成为一道蔚为壮观的创作潮流”的论断，甚为赞同；但对于其“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学才走向平民，“走向平民，成了五四文学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观点，则不敢苟同。 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有平民文学的传统，《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平民文学的典范，它是在采风的基础上创作的，其中大多数篇章如《伐檀》、《硕鼠》、《氓》等都直接反映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正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秦汉时的“乐府诗”也是来自民间歌谣，大都是普通民众情感的真实流露。然而，随着封建专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对生命的讴歌和体验表现出与其相违背的一面，由此“文以载道”代替了“诗以言志”，代替了人文关怀，文学遭到了异化，越来越远离它本身。 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思想领域的启蒙呼唤，文学也开始走向大众，由此兴起了市民文学（或曰“平民文学”）的浪潮，世情小说的兴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些小说大都取材于市井生活，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反映市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打破了贵族和士人文学中“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在这场文学嬗变中，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退出舞台，或“屈居”舞台边缘，而包括商贾小贩、市井无赖、烟花女子在内的凡夫俗子则纷纷登场，成为世情小说的主角。《醒世恒言》中独占花魁的卖油郎是底层的小商贩，花魁以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中的一篇）中的王三巧、《金瓶梅》中的众多女性则是底层妇女的代表，他们都成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市民文学的兴起还得益于晚明出版的商业化。这个时期，在传统的刻书中心建阳、杭州之外，南京、苏州、常州、湖州等地的刻书业也非常繁荣。笔者根据所见到的明版善本书和各种古今书目文献统计，仅南京一地就有150家左右的书坊，超过了建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反映市民阶层生存状态与审美情趣的戏曲和小说被推向市场，世俗的情感和市民的生存体验通过小说的广泛传播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由此可见，晚明的平民文学不仅内容取材于普通市民的世俗生活，而且受众也是以市民阶层为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