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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文学走向平民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底层文人和书商的积极参与，也有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阶层自觉加以推动。这些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他们或为世俗文学正名，或致力于通俗小说的评点和传播。嘉靖年间的文坛领袖李梦阳就认为“真诗乃在民间”——这里的“诗”是泛指文学作品，而非狭义的诗歌；万历年间，李贽在其著作中将《西厢记》、《水浒传》等称为“古今至文”，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也都高度肯定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市民文学。晚明时期，很多士大夫还将“三言二拍”、《金瓶梅》、《绣榻野史》之类的市民小说摆到了床前案头，这意味着从士大夫中开始分化出一部分新的受众群体。这种分化无疑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平民化。 由上可见，走向平民并非如岳凯华先生所说，是“五四文学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早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就有平民文学的传统，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被“载道”文学所代替，但晚明时期，在启蒙思潮的激荡和出版商业化的驱动下，平民文学走向了繁盛。理解了晚明文学平民化的浪潮，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的文学干将周作人、林语堂、胡适等人都要从晚明汲取精神资源了。周作人称晚明性灵派、竟陵派文学为“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将其视作“新文学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林语堂也认为晚明文学“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这正是两种平民化异曲同工之所在。 当然，由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体，五四时期一些倡导平民文学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郭沫若等提出“速向农村去”，甚至要“把锄地老人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而晚明文学的平民化则仅止于以城镇工商业者为主的市民阶层。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重农抑商、商人居于四民之末的传统农业社会，文学作品将底层手工业者和商人作为中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也是平民化的重要表现。另外，晚明文学的平民化更多是基于对人性的呼唤和出版商业化的驱动，体现了文化和市场的力量；而五四时期文学的平民化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两种文学平民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都把握住了各自时代的脉搏，也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研究”（12CZ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