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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辞比事”作为方法论之拓展 属辞比事之法除了可以作为研究《春秋》的基本方法外，还可以作为史书的研究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宋人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评价云：“(章冲)取诸国事迹，排比年月，各以类从，使节目相承，首尾完具。……《春秋》一书，经则比事属词，义多互发；传文则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丝牵绳贯，脉络潜通。冲(章冲)但以事类裒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27)章冲是叶梦得的女婿，叶梦得深研于《春秋》，而章冲同样对《左传》亦颇有心得，但他对《左传》的研究显然同春秋经学家们对《春秋》大义的深究有显著区别，他将春秋各国史事按照年月分门别类，虽然也是对《春秋左传》的研究，但却并没有深入探究《春秋》的经义，从而形成连贯的纪传体史书，故四库全书将其从经部抽出来，列为史部类著述，由此可见《春秋》的属辞比事之法从经部扩展到史部，成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 “属辞比事”之法在今人研读《春秋》的著述中亦有体现。如台湾学者傅隶朴的《春秋三传比义》就可以视作是“属辞比事”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运用，其《自序》说：“作者不揣其翦陋，撰为是书，以传发经之微，以经正传之谬；于三传之得失，有可比较者，则比较其得失以为断，其或仅有一传，无可比较者，亦必参伍其事义以为断，于后儒说《春秋》者之新义，有可以资三传之印证者，亦偶引之，其于三传无涉者，概弃不取，免滋纷挐。遇三传名物制度欠考者，则引《诗》、《礼》以补充之；辞义之晦涩难晓者，则用白话翻译之，总期于比较中得其正确的解释，能有涓滴之助于微言大义之领略。”(28)对三传进行比较的著述始于汉末马融的《三传异同说》(未传后世)，其后有唐人陆淳《春秋集传辩疑》、宋人刘敞《春秋权衡》、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三传异同表》，近代以来又有廖平的《春秋三传折衷》，傅隶朴之《春秋三传比义》恰好是秉承前人之论，其着重点当在“比”(比较)上，其基本研读方法为“经传互证”，即以传来阐发春秋经义之微婉，以经来匡正传之谬误，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将“属辞比事”中的“比”扩展为一种更广泛的学术研究方法，有比同，亦有比异；有三传互比，亦有史事互比；有前贤与后儒论说之比，亦有典籍互证之比，但《春秋》之大义必赖史事方能呈现，“属辞比事”之法遂获新意，属辞比事从史事文本写作基本层面出发，可以上升到阐释理解层面，形成反推史实的能动力，从而建构起一种互动式的研究方法。 除此之外，属辞比事之法还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特质的文学创作方法和学术研究方法，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谈及自己的治学方法的时候说：“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强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29)显然地，钱钟书此处所言的“属词比事”就意思含义上来讲是不同于《礼记·经解》中的“属辞比事”(30)的，钱钟书此处所言之“属词比事”可作两层理解，第一层是他认为“属词比事”是黄庭坚作诗的基本方法，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即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师承前人之辞或前人之意，“以故为新”，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讲究用词的来历，追求字字有出处，通过相似的遣词造句来传递情意，因为对前人诗意的袭蹈，这就需要在描绘同一类事物的时候采用不同的言辞，或用类似的言辞表达对不同事物的见解，所以同“属辞比事”所强调的事同辞异或事异辞同的内涵有相通之处。 周振甫先生在论及钱钟书先生治学经验和如何提高诗歌鉴赏力时指出，钱先生16岁时从读选本入手，进而采取法官断案的眼光，把作者及注者结合来阅读相关诗集，如结合任渊注来读《山谷集》、《后山集》，这样就需要寻根究底，查阅引用书籍，判别是非： 钱先生这样做的用意，还不在于看任渊注的是否正确，在于通过纠正任渊注的疏失与不足，找出黄庭坚诗用词的来历，进而探索他的诗句中所表达的情意，结合他所表达的情意和用词造句来探索他的表达方法，即“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钱先生又说：“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对话》中讲到：“王：钱先生曾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他正是从苦心搜集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加以选择、排比、综合、分析，也就是说，一切从具体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事实出发，来进行经验的描述、一般的概括和理论的推演，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来把握古今中外相同和相通的‘文心’或人类一般的艺术思维。”(31) 由此可见，属辞比事之法在钱钟书那里已经成为其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他创造性地将属辞比事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从而让属辞比事之法具有更多现代学术研究的品格，也即是刘勰所言的“擘肌分理”(通过对词语结构等艺术技巧的分析来把握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严羽所言的“取心析骨”(对作品文辞结构的分析探索创作者的内在思想灵魂)。 综上，属辞比事可从对《春秋》典籍的基本研究方法扩展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具有普适性原则的学术研究方法，并进而上升为哲学层面的研究方法，上升到解决现实问题之方法，到汉代则成为判例之法，罗喻义言：“昔者汉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狱、断国论。董仲舒作《春秋决事比》，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驳汉事，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故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32)属辞比事对汉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是另外之话题，本文暂且不述(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