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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墨子》“说”体与先秦轶事小说 《墨子》“说”体中涉及许多名人轶事，其中关于伊尹、晏子及孔子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最为著名，是先秦轶事小说的雏形。《墨子》“说”体在古代轶事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开启之功。 伊尹是商汤之相，商初举足轻重的人物。战国时代，盛传伊尹负鼎以滋味要汤的故事，《墨子·尚贤》、《庄子·庚桑楚》、《韩非子·说难》、《吕氏春秋·本味》，以及《说苑》的《尊贤》、《杂言》等，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墨子·尚贤上》说：“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尚贤下》又说：“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贵义》篇还有一则汤亲自往见伊尹的故事，称伊尹为“天下之贱人”。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的记载，在现存先秦典籍中，《墨子》是最早的，应是此故事的始作俑者。 墨子出身下层，极力称颂德才兼备的“贱人”，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伊尹的故事寄托着墨子的人生理想，也有以伊尹自比之意。孟子对这个故事很不屑，时人盛传“伊尹以割烹要汤”，弟子万章就此请教孟子，孟子断然否定。他认为伊尹本为一处士，耕于有莘之野，深谙尧舜至道，汤使人三次迎聘，伊尹才答应出仕。孟子说伊尹是“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他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皆因能洁身自好，以庖厨要汤乃“辱己”，必非伊尹所为(《孟子·万章上》)。孟子的道德评价同等级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墨家尚贤体现了下层人士干政的诉求，伊尹举于庖厨的故事给儒家提倡的传统礼制以很大的冲击，孟子当然要坚决否定。儒墨两家关于伊尹的出身争持不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也不知何去何从，只好两说并存，但他更偏向庖厨说，墨家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类有《伊尹说》二十七篇，皆散佚不可考。鲁迅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之事，就是小说《伊尹说》的片段，“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12]15。《伊尹说》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是没问题的，但具体的时代不详。李剑国先生以为“其中罗列天下至味，不厌其详，涉及许多山川动植，显然也属于战国流行的地理博物传说”[10]142，视《伊尹说》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应是有道理的。《伊尹说》成于《墨子》之后，应与墨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墨家的尚贤思想在战国深入人心，“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的故事也广为传播，小说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一番生动的演绎，最后完成《伊尹说》二十七篇，与墨家相呼应。《墨子》“说”体中的伊尹故事，与《伊尹说》互相影响，互相促成，二者的关系直接而密切。 《墨子》中的晏子，更是经过了加工改造的形象，是墨家的传声筒。 晏子大孔子二十几岁，是孔子崇敬的人物，孔子曾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左传》载晏子言行甚多，是一个崇礼、尚德、具有民本意识的贵族。 墨子对晏子也推崇备至，《晏子春秋》保存着两则墨子对晏子的赞语，如《问上》说：“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道在为人，而失在为己。为人者重，自为者轻。景公自为，而百姓不与，为人，而诸侯为役，则道在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墨家后学身处儒墨相排相斥最为激烈的时代，他们就借晏子之口诋毁孔子。如《墨子·非儒下》借晏子之口诬陷孔子同犯上作乱、不仁不义的白公胜有勾结，为人与白公胜相同。此事之不实显而易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楚事在哀公六年，而白公胜与石乞为乱在哀公十六年，时孔子已故。白公胜之乱，在齐景公卒后十二年发生，而晏子之卒更在齐景公之前，晏子生前哪里会预知楚国白公胜之乱，故孙诒让引苏时学说：“此诬罔之辞，殊不足辨。”[7]298 《非儒下》还说孔子见齐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批评说：“夫儒，浩眉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晏子批评儒家靡财好乐、久丧循哀、弦歌鼓舞、礼仪烦琐，与《墨子·公孟》篇对儒家的批评如出一辙，所以，《墨子》中的晏子与历史上晏子本人并不相符，俨然是墨子的化身。《左传·襄公十七年》记载晏子为父治丧，“晏婴粗锿斩，苴经、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晏子所行子丧父之礼，与《仪礼》中《士丧礼》及《丧服》所述，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杨伯峻说：“三年之丧，周代果有此事。然春秋已不实行，故晏婴行之。”[15]1034晏子谨守三年之丧，躬行崇丧循哀，他并非如墨家所塑造的非乐、薄葬、反礼之人。所以，《墨子》“说”体中的晏子，乃是经过墨家后学乔装打扮、改造虚构的人物。 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著名的贤相，他勤政爱民，廉洁机智，深得时人的爱戴。晏子去世后，有关他的传闻故事还广为传诵，墨家在这些传闻轶事中发现符合墨家主张的因素，就加以推扬演绎，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编虚构晏子的言行事迹，专门来非儒毁孔。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后来也收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子春秋》中表现晏子衣食弊薄、蔽车驽马等故事，多出墨家之手。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11]114此诚卓识。清人张纯一说：“综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16]1在晏子传闻的基础上虚构一些故事，作为论辩之资，墨家的创作，使得《晏子春秋》一书更接近于轶事小说的汇编。 墨家后学不仅抬出晏子来打压孔子，也给孔子编排了许多故事进行污蔑。 除了说孔子与白公胜有勾结外，《非儒下》还说孔子一手导演了齐国田氏之乱：孔子未封于齐，迁怒于齐景公和晏子，就让鸱夷子皮(即范蠡)为卧底，搅得天下大乱，齐、越失国，伏尸无数，种种罪过，皆出于孔子之谋。孙诒让引苏时学说：“据《史记》，范蠡之吴后，乃变易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然之吴之岁乃孔子卒后六年，景公卒后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适齐而树之田氏之门乎？此与庄周所言孔子见盗跖无异，真齐东野人之语也。”[7]301《庄子》虚构孔子见盗跖，虽是对孔子的嘲讽，也不乏幽默的因素，其寓言性不言而明，但墨家编造的这些故事，却有居心叵测的人身攻击之嫌。 当然，墨家对孔子的编排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充分利用孔子的经历进行改编虚构。如《非儒下》说： 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汝：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孔子平时衣食颇为考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生活节俭、衣食朴素的墨家，自然对孔子的这种做派反感之极，故意用其厄于陈蔡时的狼狈来说事，让孔子骂自己“苟生”、“苟义”，讽刺儒家“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的虚伪。这样的故事，人物真实，孔子厄于陈蔡也真有其事，“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之类的细节的确来自孔子，但总体的情节和对话皆是虚构，虽非有意为小说，现在来看，小说意味十足。 墨家首先拉开非儒毁孔的序幕，之后道家、法家等纷纷效仿，以此作为宣传自己的手段，孔子与儒家受到空前的批判与否定，而孟子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捍卫儒家学说，维护孔子的至尊地位，孟子责无旁贷，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力辟杨、墨，对墨家所杜撰的这些诋毁孔子的故事，也予以驳斥。如《墨子·非儒下》说： 孔某与其门弟子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耶？何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这段文字虚构孔子与其弟子妄议舜与周公。孟子弟子咸丘蒙就曾以此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辟墨，首先要对墨家虚构的这些故事进行驳斥、证伪，他把这些故事一概斥为“齐东野人之语”，很不屑地揭示出它们道听途说的小说本质。 尽管孟子辟墨不遗余力，但墨家编排的故事，还是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比如《吕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应训》就有孔子与白公胜的问答，孔子与弟子妄议舜与周公的故事，就被《韩非子》拿来大做文章，其《忠孝》篇说：“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法家对这些故事也深信不疑，还作为批判孔子的口实，足见墨家非儒毁孔的影响之大。 先秦的名人轶事小说，围绕某个历史人物杜撰一些故事，数量可观，篇幅短小，情节引人入胜，手法夸张，具有娱乐和教育意义，因多与史不符，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孔门弟子子夏称其为“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它直接当做孔子的话，用来评价小说家。儒家肯定小说的辨智，其奇足以动人听闻，其巧则有一时之近效，但因其终非六籍正典之善道，故主张与之保持距离。墨家不仅在这些传闻中寻求证据，资以为说，而且还参与到名人故事的改编创作当中。小说《伊尹说》、《晏子春秋》的创作与流传，都与墨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一程度来说，儒墨之争最具火药味的地方，正体现在对“说”体故事的真伪论辩之上。 墨家把名人轶事作为论辩的武器，还加工、改编或虚构一些名人的故事，本出于壮大门派、打压别人的目的，但在文学上却引发了战国诸子轶事小说的创作高潮，之后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不约而同效仿墨家，或采旧说，或创新作，对先秦轶事小说的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的风气，实始于墨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