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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汉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嬗变跟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有密切联系。当时朝野士人在盐铁会上讨论国事时表达了对文艺特性的看法，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儒生重视文艺政教功能的观念，在昭宣时期士人中获得普遍接受；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吏重视文艺审美娱乐功能的观念，获得了汉宣帝等执政者的欣赏。随着汉宣帝时期以王褒为代表的宫廷文人群体的集结，汉赋创作继武帝之后复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在讨论中显现出并重融合而偏向于赋的美刺讽喻政教功能的趋势，开启了刘向、扬雄等对赋的艺术技巧与社会功用关系问题的讨论，对后世的汉赋观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龙文玲，广西大学文学院。 西汉时期，汉赋由六艺附庸蔚成大国，汉赋理论总结也随之发生发展。景帝时期，枚乘对赋的体物铺陈方法作出了“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①的概括；武帝时期，司马相如对赋的艺术构思提出了“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②的要求，司马迁则通过对司马相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③的评价，表达了对赋之“讽谏”政治功用的肯定；宣帝时期，宣帝对赋的功用与艺术效果作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④的评价；成帝之后，扬雄就赋的艺术与功用指出，“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并出于对“丽以淫”的赋的社会功用极度失望而发出了“壮夫不为”⑥的感慨。由这些评论不难发现，西汉时期的汉赋观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重艺术经验探索到重社会功用总结，再到重视如何处理艺术技巧与社会功用的矛盾问题的历程。而在西汉赋观念的发展演进历程中，受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的影响，昭宣时期人们对文艺特性以及赋的审美功能与社会功用作了反思讨论，对两汉赋观念的发展演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对此问题虽有相关讨论，如踪训国《汉赋研究史论》讨论了汉宣帝与司马迁、扬雄、刘向父子等文人的汉赋观，认为汉宣帝揭示了汉赋具有三种社会作用：讽谕教化的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已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⑦；张海楠《〈盐铁论〉的主要思想及其文学价值》论及了桑弘羊重质轻文、以素璞为美、反对道古害今、肯定郑卫之音的文艺思想⑧，王永《〈盐铁论〉研究》提到汉宣帝对汉赋的评价“进一步刺激了知识界对汉赋的关注，同时也刺激了知识界形成以赋的创作、欣赏、评议为主要内容的学术风气的空前弥漫”⑨，但这些成果限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并未从社会转型视野下去观照昭宣时期汉赋观的发展嬗变及其意义。因此，下文将汉赋观的发展放在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略陈管见。 一盐铁会议中朝野士人对文艺特性的反思 征和四年(前89)，鉴于军旅连出、奢侈浪费导致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巫蛊之祸导致的戾太子刘据自杀、政治危机重重，汉武帝借答复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屯田轮台的奏请，作《报桑弘羊等请屯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下令“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⑩，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示休息养民。但由于专制帝王维护自我权威的需要及其复杂性格的因素，武帝追悔并不彻底，除不复出兵外，其余政策仍在延续。后元二年(前87)，武帝崩，年始8岁的昭帝继位。武帝临终前委命的四位辅政大臣中，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倾向于继承武帝轮台诏精神，“轻繇薄赋，与民休息”(11)；御史大夫桑弘羊则倾向于“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12)，力图维护武帝战时制定的各项统治政策。两种不同的治国思想必须抉择。在此情况下，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顺势召开。会议以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为中心议题，由丞相、御史大夫及其属官跟各郡国荐举的六十余位修习儒学的文学、贤良在朝中展开辩论，对武帝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政策进行了反思清算。尽管这次会议不曾专门讨论文艺问题，但其中涉及对文艺特性的反思。这些反思随着盐铁会议引发的社会转型，对昭宣时期乃至东汉的汉赋观均影响深远。 根据《盐铁论》记载，盐铁会上，朝野士人对文艺创作的文与质、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颂美与怨刺、崇古与重今等关系问题，都作了反思。 关于文艺创作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吏提出：“文学言治尚于唐、虞，言义高于秋天，有华言矣，未见其实也。……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诗书负笈，不为有道。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繁文众辞而已。”“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13)“至美素璞，物莫能饰也。至贤保真，伪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画。”(14)认为诗书歌论应具有安国家、利人民、中节律、至美保真、务在事实的实际内容，反对繁文众辞、利声、虚饰，表现出重质轻文的倾向。以文学为代表的在野文人则提出：“非学无以治身，非礼无以辅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宝也，待礛诸之工而后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泽脂粉而后容。周公，天下之至圣人也，待贤师学问而后通。”“西子蒙以不洁，鄙夫掩鼻；恶人盛饰，可以宗祀上帝。”(15)认为宝玉、美人需要装点文饰才能昭显于世，文饰的好坏甚至可以改变对象的本质，使本质美的遭遗弃，本质丑的获认可，表现了重文的观念。文学还提出：“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16)认为师旷这样高明的乐师弹奏乐曲，是将宫、商、角、徵、羽等五个音级与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种高低清浊的节律协调在一起，从而奏出五音六律谐美的音乐。可见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文学更强调文与质的和谐美。这既是对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7)思想的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文艺修饰美的积极肯定，体现了西汉中期文人对文艺创作美的自觉追求和昂扬自信的时代风貌。 关于文艺的审美娱乐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吏出于享乐需要，继续汉武帝好新声曲的艺术趣味，追求文艺的审美娱乐功能。桑弘羊提出：“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越人子臧、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18)认为郑卫之音、曾子悲吟、师旷琴声都值得欣赏，原因在于它们都能够愉悦耳目、感动人心。并认为：“炫耀奇怪，所以陈四夷，非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19)肯定了用新奇而娱乐性强的乐舞百戏招待外宾的正当性，表达出雅俗兼综、追求文艺审美娱乐特性的观念。文学、贤良则针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继承儒家重视乐舞政教功能的传统，坚决反对乐舞享乐。贤良指出：“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目睹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20)这是针对桑弘羊观点，力倡《雅》、《颂》之乐，认为包孕德、礼的《雅》、《颂》可使少数民族君长受到熏陶自来归附，体现了对乐舞感化人心、辅助政教的社会功用的追求。基于此，文学、贤良还对当权者乐舞享乐导致世风衰败给予了猛烈批判。如《盐铁论·刺权》中，文学历数桑弘羊等当权者凭战时经济政策攫取巨额财富、奢侈享受时，就批判其“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致使“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认为当权者追求乐舞享乐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弃本逐末、世风败坏。《盐铁论·散不足》中，贤良还抨击了当时社会普遍追逐声色玩好、耽于乐舞享乐、在祭祀、丧礼等场合僭越用乐等现象，认为这造成了社会的财尽政怠。《盐铁论·力耕》中，文学甚至还将耽于女乐视为亡国的重要原因：“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朝野士人对文艺功用的这些评价，或着眼于维护自身利益，满足一己之情；或着眼于中下层百姓利益，关注民生疾苦。尽管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对此后汉赋观与创作影响深远。 关于文艺的颂美与怨刺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朝野士人都通过对《诗》、《书》等经典创作目的的阐释，表明了对文学创作目的的思考。尽管他们都认为文学是为美刺政治而作，但由于各自出发点不同，得出的具体结论也不一样。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在朝官吏站在维护既得利益的立场，主要借阐释经典创作的美刺问题，维护现行政治。如《盐铁论·忧边》载桑弘羊语：“《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认为《春秋》记载鲁文公毁泉台之事，目的在于讥讽其变更先祖施政方略的不孝行为，以此为奉行汉武帝的战时经济、军事政策辩护。《盐铁论·繇役》中，桑弘羊还借阐释《诗经·大雅》中《六月》、《出车》皆为颂美周宣王、仲山甫征伐戎狄、猃狁的武功而作，来证明武帝对外征伐、筑西北四郡以备边的军事政策的正确性：“及后戎、狄猾夏，中国不宁，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又《盐铁论·诏圣》载御史云：“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甫刑》，即《尚书·吕刑》。此借阐释《甫刑》为惩罚奸伪而作，《诗》为刺王道衰，《春秋》为讥诸侯暴虐，来肯定武帝为保证战时经济政策的推行而实施严刑峻法的合理性。文学、贤良则站在为民请命的立场，借阐释经典的创作目的批判现行政治，要求改良。在文学、贤良看来，《诗经》颂美诗是为歌颂统治者仁义有道而作的，“周公抱成王听天下，恩塞海内，泽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诗》云：‘夙夜基命宥密’”(21)。因此，他们往往借阐释《诗经》颂美诗，批判武帝事征伐、重徭役、与民争利的弊政。如《盐铁论·未通》载文学语：“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灵台》之诗，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认为《大雅·灵台》这类颂美诗是为歌颂周文王施行德政、安民轻赋而作，借此批判武帝时“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致使百姓纷纷流亡的黑暗现实。在《盐铁论·繇役》中，文学还分别借阐释《诗经》美刺诗的创作背景，表明了统治者当以德服远、反对徭役扰民的观点：“舜执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怀四夷。《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伦，莫不引领而归其义。”“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值得注意的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在朝官吏往往借解释经典作者的创作意图，借美古以美今，崇尚武力、刑法；而文学、贤良则主要借阐释经典作者的创作动机或借美古以刺今、或借刺古以刺今，崇尚节俭、仁德、宽政。 关于文艺创作的崇古与重今的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是伴随着朝野士人对现行政策的认可程度产生的。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在朝官吏依靠权力优势，在辅佐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时攫取了巨额财富，因而对武帝政策的认可程度高，认为武帝的经济、军事等政策都是为定边安民、国富民饶而实施的，并取得了如《周颂·良耜》所说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的重大成就(22)。而文学、贤良等文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当时虽不是最低，但都如桑弘羊讥讽，“禄不过秉握”、“家不满檐石”，“皆贫羸，衣冠不完”(23)，因此，他们最能感受到弊政给百姓的痛苦，对现实政治的认可度也比较低，渴望改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受先秦儒家法先王的思想影响，他们往往或用古代圣王治世与武帝以来的政治作对比，或用文帝无为政治与武帝有为政治的不同效果作对比，否定现实政治，正如桑弘羊所批评，“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24)，表现出鲜明的崇古倾向。但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对武帝政治的批判，则推动了昭宣时期“过武”文学主题的形成。 盐铁会议中的朝野士人对文艺问题的认识虽有分歧，但都表现了对文学美刺时政的政教功能的重视；其对崇古与重今问题的讨论，实际也是围绕文艺如何服务于现实政治展开；而对文与质、文艺是否应具有审美娱乐特性的讨论，则一定程度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艺术形式美的思考。尽管这些讨论都是依附在治国方略问题的讨论中，不是专门的文艺探索，更不专门涉及汉赋问题，但都启发了后人对赋的艺术表现技巧与社会功用等关系问题的思考。在西汉昭宣时期社会转型历程中，盐铁会议对武帝政治的反思，为宣帝政治、经济的中兴起到了肃清思想、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而这次会议对文艺特性的讨论，也因此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