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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臣和谐的展现形式 在《吕氏春秋》中辩证的君臣关系一般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臣属对于主上勇敢合理的进谏，二是臣属的死义尽忠、节义行为。而臣属的这两种行为均需君主的善于听谏和知人善任与之相对应，从而形成辩证和谐的君臣关系。 如《贵直》篇“能意见齐宣王”一事中，能意见齐宣王后敢于以极其直接的言辞进谏齐宣王，作者在故事叙述完毕后这样议论： 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1](P1541) 显然，作者对能意“不阿主”的直谏行为表示钦佩，这也切合本篇的主旨。但作者又从主上的角度评说：“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很明显是提示君主应当成为贤主，应当求此直谏之士。在这里，作者将臣属敢于进谏、主上任贤纳谏作为和谐君臣关系的对应和理想状态，体现出《吕氏春秋》在君臣关系上的辩证性思维特点。 臣属敢于进谏、主上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体现，而臣属的进谏除勇于直言外，有时还表现为善于进谏，即以合理、明智的方式达到进谏的目的。如《重言》篇“楚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一事中，庄王立三年不听进言，成公贾却以庄王喜好的方式——讔进谏，最终成公劝服庄王。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这样议论： 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1](P1166) 其中“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出自《诗经·邶风·旄丘》，其表达的是姑娘对心中所爱无尽思念的情感，原文为：“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大意为姑娘怀疑男士移情别恋，许志刚先生翻译为：“因何多日不出门呀?一定有了新伙伴呀!因何许久不相见呀?定有别情不肯说呀”[3](P74)是基本准确的。《旄丘》中的原文之意并不合乎此处上下文语境，显然属于断章取义，意为“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行动呢，一定有其原因。为什么安然处之呢，一定有其原委”[4](P236)。作者用这几句诗的字面意思表达对于庄王三年慎于听言的赞赏。《重言》篇的主旨为：“人主之言，不可不慎”，故事之后引用《诗经》评述庄王，正是赞赏庄王的慎于言行，这可以说已经切合主旨。但是，作者在对庄王评述完毕后，又从臣属的角度对成公贾的进谏表示高度赞扬，认为他的进言成就了楚国的霸主地位，意义非凡。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臣属的进谏给予极高的期望，希望臣属都如成公贾一样善于进谏、明智巧妙地进谏，从而使主上听谏如流，最终成就国家兴旺的大业。 又如《重言》篇“成王桐叶封弟”故事中，成王年幼时以桐叶封弟，后来成王有反悔之意，周公谆谆善诱、循理进言，最终引导成王作出正确决定。《重言》篇的主旨是“人主之言，不可不慎”，而这则故事中，成王和周公的言行可以分别从反面和正面切合“重言”主题，成王不重言、周公重言。但作者的议论没有重复这一显见的主题，而是从善说的角度对周公加以评价：“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这里的“善说”显然是指周公善于进谏，廖名春等人就将此句解释为“周公旦可说是善于劝说了”[4](P235)，是合理的。作者对周公善于进谏表示赞扬，周公善于进言的结果是成王接受建议、更加重言，而且彰显出成王的爱弟道义，使周王室更加巩固。 所以，《吕氏春秋》的编撰者认为臣属进谏进言、主上听言是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形式，而臣属的进言既表现为不畏艰险、勇于直言。而且还表现为高超的进言技巧。臣属的勇于进言、合理巧妙进言与主上的善于听言在议论上形成辩证关系，也是编撰者的心目中所追求的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属的节义行为和主上的知遇，也是经常出现于《吕氏春秋》议论中的辩证话题。如《不苟》篇中“秦穆公见由余”一事中，秦穆公意欲留住由余而苦于无法，希望蹇叔能够给出建议，但是蹇叔认为这是不义之事，自己不愿为之，于是推举内史廖进言，结果秦穆公按照内史廖的建议成功争取到由余。作者在故事之后的议论中这样讲道： 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1](P1593) 作者对蹇叔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也对穆公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认为穆公的可贵之处在于“令人臣时立其正义”，也即容许和接纳人臣对于节义的追求与坚持。可见，臣属的节义与主上的接纳知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形成良好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士的节义是和谐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主上的接纳和知遇也是形成和谐君臣关系的关键，《吕氏春秋》十分看重君臣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如《知士》篇集中讲述靖郭君与剂貌辩之间的君臣知遇，靖郭君能够力排众议、坚持任用剂貌辩，剂貌辩能够为靖郭君临危赴难。作者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性评述： 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辩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1](P497) 显然，作者对剂貌辩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靖郭君力排众议、知人善任是剂貌辩能够死人臣之义的重要前提。 所以，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吕氏春秋》思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的社会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需要君臣双方的共同构建。《恃君》篇有“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1](P1331)，正是对臣属行为的明确概括，臣属当勇敢而合理巧妙地进谏其君，当坚持死人臣之义。除此之外，编撰者还从主上的角度，强调君主善听、善任的重要性，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对诸多故事的议论之中。 这种和谐君臣关系的理念在《吕氏春秋》中时时闪现，对君臣双方的辩证议论是其基本形式：当然，对其中一方的省略议论也是重要形式。除此之外，作者还会通过议论与叙述的搭配，体现其对于君臣关系的辩证思考。如《骄恣》篇中“魏武侯谋事而当”一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榖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榖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1](P1413-1414) 魏武侯小有所得便大有喜色，表现得十分骄傲，此时李悝大胆进谏，以楚庄王的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魏武侯大悟。这则故事还见于《荀子·尧问》和《新序·杂事一》，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其中进谏者为吴起而非李悝。但这两处文献中，故事叙述完毕后均无作者的评述与议论。《骄恣》篇故事之后的议论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魏武侯的行为进行评述，即“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显然，这一层议论是用以扣合本篇的主旨——“骄恣”，对人主的自多和骄恣进行集中批判。二是对臣属的进谏表示赞扬，即“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从篇章主题和题名看，故事后的第一层议论正切合本篇主旨。作者在第一层议论后又加以第二层议论，对李悝的进谏行为大加赞赏，仍然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闪现。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与主上的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基本形式，这则故事中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行为，作者是通过议论进行评述和强调的；而主上的善于听谏则隐藏在故事的叙述中，李悝用楚庄王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武侯曰：‘善’”，正是对主上善于听谏的叙述。所以，这则故事也体现出作者的君臣和谐理念，其通过叙述与议论配合的方式亦体现出辩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