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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仁宗朝是宋词发展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北宋文人词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除柳永和张先外，大多曾任馆职或翰林学士。在馆阁翰苑文化的影响下，仁宗朝词体完成了从伶工、宫廷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蜕变，语言渐趋典雅，内容乐而不淫，抒情主人公逐渐转变为思致深远、气节相尚的士大夫形象，并由此奠定了士大夫词的范式，对其后的元祐词坛及词史发展影响深远。 【关 键 词】仁宗词坛/馆职/词臣/士大夫词 【作者简介】郭凌云，女，河北唐山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讲师。 仁宗朝是宋词发展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北宋文人词的第一个高峰①。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除柳永和张先外，大多曾任馆职或翰林学士②，如欧阳修、晏殊、范仲淹、宋祁、王琪等。在馆阁翰苑文化的影响下，仁宗朝词体完成了从伶工、宫廷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蜕变，语言渐趋典雅，内容乐而不淫，抒情主人公逐渐转变为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的士大夫形象。并由此奠定了士大夫词的范式，对其后的元祐词坛及词史发展影响深远。 宋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合称“馆阁”，供职文官被称“馆职”；翰林学士供职之地又称“翰苑”、“学士院”、“玉堂”、“两禁”等，因负责起草诏令，与中书舍人被合称“两制”或“词臣”。馆职与翰林学士公私联系极为紧密，于公职，北宋文臣升迁常循馆职——翰林学士——两府的路径，翰林学士多曾任职馆阁，欧阳修曾言“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③；于私交，馆职与翰林词臣关系甚笃，据《麟台故事》：“盖祖宗时，内外制官无不自三馆出，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意势力高下为新”④；且翰林词臣常负举荐和选拔馆职之责，故二者义兼师友，往来频繁，因此，馆职和翰林学士之间的交游唱和对词坛的影响无法截然分开，故而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将其统称为“馆职词臣”，并进而探究这一群体对词史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仁宗朝馆职词臣的文化活动与词风雅化 北宋帝王推崇儒雅词风，常以闳富典雅为标准对馆职词臣进行选拔评赏。真宗曾言“今文章体格，与近代不同，馆阁中颇勤职业，每览歌颂，皆以典雅相尚”⑤；司马光亦言“自祖宗以来，皆慎择馆阁之士，必得文采闳富可以润色诏命者，然后为之”⑥。此风习影响下，馆职词臣除参与宫廷礼乐文化活动时常应制作雅词外，还自觉倡导以富贵闲雅为代表的“馆阁气”，并将之应用于日常词学创作，从整体上推动了宋词的雅化。 (一)宫廷文化活动对雅化的倡导 自唐代，文臣参与宫廷宴会时奉和应制的风气就十分兴盛。安史之乱后，宫廷宴会一度式微。至北宋宫廷宴赏赋咏活动逐渐勃兴，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朝最为集中，自太宗起，宴饮与会者渐由两制扩大到馆阁，规模较以往更为盛大。且北宋帝王喜在宴会上与词臣诗词唱和，如真宗“上每著歌诗，间命宰辅、宗室、两制、三馆、秘阁官属继和”⑦、“仁宗每著歌诗，间命辅臣、宗室、两制、馆阁官属继和”⑧，宫廷宴饮也就成为了馆阁词臣与君同乐、展示才艺的重要场合之一。 宫廷饮宴歌词一般以典雅为上，据文莹载“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并改《不博金》、《不换玉》类俚俗词名，代之以《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表现了对雅词的追求；且“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易简撰《越江吟》，一洗前朝宫词婉媚之资，颇合作词目的、场合与其词臣身份，大受称赏⑨。夏竦也曾为真宗宫宴应制作词：“景德中，夏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丁谓做《喜迁莺》词，以“未央楼”、“拥宸游”等切合宴饮场所，以“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叙宫宴之景，即时应事而作，烘托出仙境般的皇家宴饮场景，婉丽典雅，因此“上大悦”⑩。 苏易简和夏竦的词作体现了皇家宴饮的庄重典雅，是应制词的典型代表，代表了帝王和馆阁词臣对宫廷宴饮词的审美追求，成为时风所尚；若不合此旨，则词臣往往难辞其咎。据载，“王甫为翰林，权直内宿，有宫娥新得幸，仲甫应制赋词”，却因不够雅重，遭宣仁太后指责“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既而弹章罢”(11)。而非馆阁词人更因对帝王及宫廷好尚的不熟悉而触怒龙颜，据载柳永曾作《醉蓬莱慢》词进呈，希冀大用，“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12) 除了宫廷宴饮外，北宋馆职词臣还负责撰写多种礼乐活动的乐词。比如常撰写宫廷节序大宴的乐词，“宋制，正旦、春秋、兴龙、坤成诸节，皆设大宴，仍用声伎，于是命词臣撰致语以畀教坊，习而诵之”(13)，如杨亿曾作《寿宁节大燕教坊致语》、宋祁亦曾作《正旦大宴教坊致语》等。其次，还负责撰写祭祀天地和祖宗而用的郊庙词，仁宗庆历三年八月，太常礼院言：“其奉慈及后庙送神乐章，请下学士更撰，从之”(14)，今《全宋词》首篇即收和岘《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曲三首》，为朝廷祭天仪式所做，全词气象庄严，辞藻华彩，一派四海归心的升平气象，凸显了宫廷礼乐词的特点。再次，馆职词臣还负责撰写宫廷葬礼所需挽词、导引歌词等，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因明德皇太后崩，“诏两制官、秘阁官各撰挽词五首送中书省”(15)；景德四年(1007)五月，诏两制、三馆秘阁官各撰真宗郭皇后挽词五首(16)；仁宗明道二年(1033)，明肃皇后葬礼所用导引《六州》、《十二时》歌词六章由学士院撰写(17)；章惠皇太后崩，令两制、馆阁官各撰挽词二首(18)。《全宋词》现存王珪为仁宗梓宫发引而作的《平调发引》两首，借帝王昔日宴饮行经处致以哀思，哀而不伤，颇得中正平和之旨，其二(上林春晚)被唐圭璋评为“声情凄婉，如闻呜咽”(19)。 宫廷节序宴饮、郊庙词和丧葬词等都是宫廷礼乐文化的体现，其词往往要求程式化、盛大化，以雅正端丽为旨归，对馆阁词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馆职词臣常自觉维护宫廷乐词的雅正词风，如真宗天禧三年(1019)，翰林学士钱惟演上奏“伏见每赐契丹、高丽使御筵，其乐人词语多涉浅俗。请自今赐外国使宴，其乐人词语，教坊即令舍人院撰，京府衙前令馆阁官撰”，朝廷从之(20)。 (二)馆阁词人对典雅闲适词风的倡导和实践 关于馆阁词臣的文风，在宋世已为论者所关注。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载，夏竦曾以文章谒盛度，盛度赞赏说：“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此处言“馆阁气”正是对馆职词臣雅正文风的概括。吴处厚进而将文章分为两类：“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吴处厚认为“台阁之文”的文风“婉美淳厚”、“温润丰缛”，有别于草野之文，并进而指出了宫廷教坊与民间村野之作也存在这两种格调的区别。(21) 晏殊、欧阳修的文学主张正与其说相表里。晏殊论诗词推崇“富贵”之气，晏殊“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气象”(22)；另据欧阳修载，晏殊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23)由此二例可见，晏殊吟咏所谓“富贵”，主张摒弃“金玉锦绣”之类的物质展示，而重在营造一种富贵悠游的氛围，或称之“气象”，以雅正典丽为旨归。欧阳修曾讥范仲淹《渔家傲》词为“穷塞主之词”，认为其固为佳作，但失于哀戚，并自为《渔家傲》一词送尚书王素出守平凉，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并自诩：“此真元帅之事也”，体现了类似的词学追求。(24) 晏殊、欧阳修在仁宗朝既为文坛领袖，对其所在文学群体的风习有引领之力；又是朝廷重臣，负有文臣选举荐拔之责。他们对词体雅正富贵之气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当时词坛的风习。他们都曾借主持贡举之便，推行其文学思想，拔擢了一批人才，并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延揽结交人才，如晏殊荐举拔擢了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人，宋庠、宋祁、王琪等皆游其门；欧阳修嘉祐二年知礼部贡举，号称得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惠卿、曾布等今后文坛和政坛风云人物均榜上有名。其他馆职词臣也在人才荐拔上多与此类，如富弼曾言“南省主文者四五人，皆两制宗匠，又选馆阁有词学者，以助主文考校”(25)；司马光亦言：“盖以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26)。 晏殊、欧阳修等馆阁词臣常以雅正为标准对文士进行甄选，并进而与之结交。如晏殊曾因赏识王琪文采荐其入馆，又因盛赞张先词辟其为幕僚；欧阳修亦曾因张先雅词对其倒屣相迎。与对雅词的推崇相比，馆阁词臣对俗词极为排斥，并自觉与以柳永为代表的俚俗词人划清界限。柳永仕途坎坷，未入馆阁，其词承袭市民文化，迥异于馆阁词风，因此不入馆阁词臣法眼。据载柳永曾诣政府，遭晏殊讥讽“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讪讪而回。(27)直至元祐馆阁词人，苏轼尚据以责秦观：“不意公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观辩解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28)二人问答体现了馆阁词臣对俗词的排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弊，不过却也体现了当时词坛的主流，表明了馆阁词人对于雅正词风的坚决倡导和维护。 仁宗朝馆阁词人还常召集同僚故旧宴饮集会，此类雅集与民间宴饮不同，词作的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均为士大夫，因此词作一般雅丽精工，虽然仍多为佐酒侑欢之作，却不再拘泥于描摹女性外貌或单纯寓以男女相思，而是刻画宴饮环境，抒发士大夫闲愁，清丽闲远，从而使五代以来宴饮词作的艳情俗丽之风为之一变。如晏殊曾宴两禁于私第，自作《木兰花》与词臣作词唱和，“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29)。来客出于恭敬应和晏词，对其首句尚不敢改，更遑论变其风格，多以晏殊词为摹本，亦作雅词。北宋馆阁词臣常举行这样的私宴小集，自真宗朝时，“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30)；至仁宗时，“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31)。这类宴饮的频繁为馆阁词人的词学创作提供了契机和传播、反馈渠道，从而促进了仁宗朝雅词创作的成熟繁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