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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馆职词臣的主体精神与词体的士大夫化 经过宋初三朝的发展，至仁宗朝，词坛主体演变为以馆职词臣为核心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他们身处清贵，以国事为任，却又常陷于政治争斗，感慨沉思遂深，宋型士大夫的主体人格已经发展成熟，并进而促进了词体的士大夫化。 (一)仁宗朝馆职词臣的主体风貌 唐五代文人词作者虽亦多为朝廷官员甚至帝王，却常代女子作闺音，词中抒情主人公多为征人思妇或风流文士，且多局限于相思恋情、酒宴歌席，描写女子发肤体貌，下者甚或流于艳情。杨海明认为《花间词》的作者“虽然本是一群士大夫文人，而在写作这些‘小词’时，其实际的身份却已‘降格’成了歌妓乐工的‘代言人’”，“故而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们是‘伶工之词’也不太冤枉”。(32) 至南唐时，词作中始得以注入更多的人生之感，李璟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冯延巳词“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特别是后主李煜遭逢国变，“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33)，然而这一转变对宋初词坛并未造成根本改变，当时本色仍是花间一脉。直至仁宗朝，词人的身份与主体人格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而促进了词体的“士大夫”化，宋词的特质逐渐凸显。 关于仁宗朝词人身份的转变，论者已有所涉及，如邓乔彬指出：“词自中唐以来经‘花间’到南唐、再到北宋晏欧的发展变化，所体现的是从进士文化到两种宫廷文化(雅与俗)，再到士大夫文化之变”。(34)王兆鹏认为北宋第一代词人群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35)。仁宗朝知名词人除柳永、张先外，几乎都是馆阁翰苑词臣；其中柳永早年仕途坎坷，受市民文化影响颇深，独辟“屯田蹊径”，其词自成一家，虽也颇多羁旅行驿等士人忧患之作，却为其俗词与艳词所掩，不见容于正统词坛；张先词语高妙，其词亦颇有士大夫情怀，陈廷焯誉之为“古今一大转移”，然而四十岁才及第，没有显赫职位，虽与馆职词臣多有交游且颇获延誉，但受经历与身份所限，未能如晏殊、欧阳修等人般在当时词坛占据主导地位，对词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北宋实行文官政治，宋初百年间馆职虽无实权，却是士大夫晋身的蔽薮。李昌宪据《宋史》统计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宰执馆职出身者：太祖朝20%，太宗朝50%，真宗朝48%，仁宗朝70%；侍从官馆职出身者：太祖44%，太宗朝42%，真宗朝58%，仁宗朝71%(36)；欧阳修说“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37)；洪迈认为“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38)。可见，仁宗朝馆阁词臣地位清贵，仕途光明，因此以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为核心的馆阁词臣群体往往在政治上颇具抱负，与同好以意气相交，以国事相任。词人的主体精神投射在词中，使词作中寄寓了更多士大夫的情怀。 仁宗朝馆阁词臣主体风貌的改变与北宋政权的引导提倡有密切关系。五代以来士大夫群体在乱世中挣扎求存，儒教衰颓，“仁义之风荡然不复”(39)。故而北宋自建国伊始即尊崇儒道，重视士风建设，对于馆阁词臣的选拔更是首重节操。仁宗提出：“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范仲淹也曾上书要求荐博雅之士充任台阁，“敦谕词臣，复兴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40)。品行是仁宗朝馆职任免的重要标准，范仲淹、叶清臣、刘敞等因才学与名声俱佳得入馆阁，而馆职范讽与石曼卿却因“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而先后落职遭贬，其中虽不乏政治因素，但亦可见时议对馆阁风习的导向。 在此风浸染下，馆阁词臣在仁宗朝逐渐成为士风转变的主力。如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为言事讥刺时弊被贬，不少馆阁僚友不畏干系三次设宴饯行、上疏声辩，士风大振(41)。宋史称真、仁之世“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42)；苏轼亦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43)；清人王夫之赞叹：“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44)。 （二）馆阁词臣词作中士大夫心绪的抒发 馆阁词臣的这种主体精神的转变对词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使词体的抒情主人公转变为重情重义、颇富思致的士大夫形象，词作主题和题材也发生了新变，送别词、咏史词、咏物词等在仁宗词坛逐渐增多，且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体现了士大夫词的发展成熟。 唐五代时士大夫间的送别词不多，且成就平平，未尽脱男女相思离别窠臼。至仁宗朝后，此类词作达七十余首，词中时空开阔，离别的主客体均为士大夫，消弭了以往男女间送别词中分袂、留赠同心等言情化倾向，直陈别席本身；词中常蕴含人生之思，个体意识更为鲜明，常即事传情达意，深挚感慨，凸显了士大夫的主体人格意识。 这与馆阁词臣群体间的交往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馆阁词臣间常义兼师友，交往频繁，因此对于离别往往寄寓颇多感慨；且北宋风习，馆阁词臣赴外任时，同僚间常饯饮送别，据曾巩言馆阁之士：“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中之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寝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45)。《麟台故事》载：“三馆、秘阁官升迁、外补者，众必醵会置酒，集于僧舍以饯之；其补外者，或赋诗以赠其行。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园僧舍，饮酒赋诗”(46)。馆阁词臣间频繁且较为固定的送别成为促成送别词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晏殊、欧阳修、宋祁等馆阁词臣都有感情真挚的知名送别词传世。如欧阳修与刘敞相笃，“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47)，至和三年(1056)刘敞在馆阁任上因避亲出守扬州，欧阳修作《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淮扬》(平山栏槛倚晴空)送别，他在词中追忆往昔扬州人文景致，赞颂朋友的文采风流，豪放达观，一洗小儿女离别情态。馆阁词臣的送别之作，还往往援引诗意入词，蕴藉深婉，词语清丽，多为后世词人推崇。如叶清臣《贺圣朝》(留别)为送别友人之作，全词借春色诉离情，却出之以开朗雄浑，词中“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句，为苏轼《水龙吟》及贺铸《青玉案》所本。 馆阁为万众瞩目之地，亦是政治交锋的前沿，苏轼《谢馆职启》论及仁宗年间馆职“虽曰富贵所由之途，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故虽绝异之资，犹有不任之惧”(48)。很多馆阁词臣虽满怀抱负，却或为现实所阻，或卷入政治漩涡，这些经历在他们的咏史词、咏物词中得到了或隐或显的表达，词中寄寓了更多个人身世感慨和兴寄，促进了北宋词风进一步朝个人化的抒情言志方向演进。庆历四年苏舜钦、王益柔等四人因范仲淹所荐，先后授集贤校理等馆职，时间不长即卷入政治风波。据《东轩笔录》载：“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卖拆封纸以充。舜钦欲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食，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49)。事后苏舜钦遭弹劾，坐自盗削籍为民，其余与会者也多遭斥逐，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因此遭政敌攻讦不已。苏舜钦遭此大变，且连累师友，满腔悔痛，从此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以自适，并作《水调歌头·沧浪亭》，全词借咏陶朱张翰史事而浇块垒，看似疏朗豪宕，却寓极抑郁不平之气。尹洙亦曾作《水调歌头·和苏子美》，借和词以慰好友。另如范仲淹《剔银灯》，题注为“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是被贬外任时与欧阳修等人宴饮所做，借三国史事而表达对现实人事的忧虑和开解。 咏物词亦常蕴含兴寄，借芳草美人而传达词人隐微的情绪，所以馆阁词臣咏物词创作增多，用以写意言志，并以之进行社交，含蓄致意。以咏燕词为例，宋祁在翰林时，因事触怒张贵妃而出知安州，遂以长短句咏燕子，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之句，“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50)。又据《能改斋词话》载：欧阳文忠公爱王君玉燕词云：“燕径掠花飞远远，晓窗惊梦语匆匆”，梅圣俞以为不若李尧夫燕诗云：“花前语涩春犹冷，江上飞高雨乍晴”(51)，欧、梅二人用品诗方法鉴词，可见咏物词对诗歌在形式和主旨方面的借鉴。燕词除表现个人情绪外，还被馆阁词臣用以社交。吕夷简在致仕前荐引陈尧佐代己，“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意，因撰燕词一阙，携觞相馆，使人歌之”(52)，以含蓄传达对吕夷简知遇之恩的感谢。唐五代咏物词数量不多，而且大多为应制而作，很少注入词人的心绪思想，而仁宗词坛咏物词则数量倍增，不但吟咏性情，且兼具社交意图，体现了创作主体的人格和性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