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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5)其中之“兴”，朱熹释为“感发志意”；“观”，郑玄释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则注为“考见得失”；“群”，孔安国释为“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国释为“怨刺上政”(16)。“兴”、“观”、“群”、“怨”说是儒家诗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其主旨在于将诗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对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作出明确要求，旨在使人读而有所感，有所观，能够了解诗歌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现实，还能够对不良的政治文化生态进行批判。不过在诗学史上，“兴”、“观”、“怨”的社会作用时时被强调，而“群”则常常被忽略。在明清时期“应酬诗”大量出现的总体诗学背景下，“诗可以群”的理论内涵还被曲解和误读。能够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对“兴”、“观”、“群”、“怨”的基本内涵进行阐发的是黄宗羲。他在《汪扶晨诗序》中说： 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凡论事采风，皆谓之观，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遣谪、讽谕皆是也。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谓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观也。善于风人答赠者，可以群也。凄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17) 黄宗羲对“兴”、“观”、“群”、“怨”作了更符合诗歌艺术发展现实的解释，并对其含义赋予了新的发明，能够以广阔的视野，结合后世诗歌反映生活的题材范围对其含义进行阐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认为“兴”、“观”、“群”、“怨”用之于诗歌，要比《毛诗序》中的“六义”观更为允当妥帖。我们且看其中对“群”的理解。他引孔安国的解释“群居切磋”，认为“群”就是“人之相聚”。“后世公、赠答、送别”之类都是“诗可以群”的实际内容。“善于风人答赠”都是“可以群”的表现。这样，就把后世文人在交际应酬之中的作品纳入到诗歌本身的传统中来，置放到与“兴”、“观”、“怨”同样的高度。这种视野与观点，将古代文人群体活动中不被研究者重视的大量作品纳入到儒家正统诗学观念之中，实际上突出了“群”的原始意义，将孔子主张的诗歌本身具有协洽人我，促进人们彼此间交流切磋的本来意义还给了诗歌，赋予了“诗可以群”以更宽泛灵活，也更符合诗歌发展实际的新的释义。而王夫之则从诗歌艺术本身又对“兴”、“观”、“群”、“怨”作了艺术表现方面新的解释(18)。二人一纵一横，使得这一古老命题在诗学发展史上又回归到了诗歌艺术中来，对于我国古代诗学的完善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与一贯传统，它决定了古代诗学的基本走向，而“赋诗言志”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在后世文人群体性活动中也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孔子“诗可以群”的主张主要体现在“赋诗言志”的诗学行为之中，“赋诗言志”是“诗可以群”的古训得以落实的关键。从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到文章二十四友，从金谷雅集到兰亭之会；从群体性诗学活动中的文学交接与应酬到绿野堂再到西园雅集，从江西诗社、江湖诗社到月泉吟社、奎章阁文人活动再到玉山雅集，“赋诗言志”使得“诗可以群”的本来功能在诗歌发展史中一直得以延续，并对诗学理论的构建和诗学批评观念的发展演化以及诗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都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不同时期诗歌艺术本身发展的不同状况，“赋诗言志”与“诗可以群”的作用也时隐时显，表现出与“诗言志”传统在不同的对应关系间的游移摆动与显隐不定。“赋诗言志”及“诗可以群”有时与“诗言志”在职能表现上并行不悖，有时却又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关系。这一方面取决于不同诗学语境中“群”的不同内涵和作用，同时也受到我国文学在“言志”框架下的作家个性摅写与社会接受方面的匹配性和适宜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