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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勰将《文心雕龙》当作子书来写，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阅读这部文学批评名著有不少帮助。 第一，有助于认识刘勰的写作心态和著述追求。他在《序志》篇说是为立言不朽而撰《文心雕龙》，这是他著述活动的精神动力，而其具体含义是用古代子书作者的撰述精神激励自己，这与司马迁从子书作者汲取精神力量来编撰《史记》很相似。(11)子书在古代早期的地位很高，“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1]769“成一家之言”这句著名的话表达出作者共同心愿，这也是从子书中总结出来的。进入经学时代以后，作者心里都明白，对于经书只可尊敬，无法企及，而从事著述最理想、最切实的途径实际上是子书的形式。在这种尊经写子的心理作用下，他们努力撰写子书，在先秦子书之外别开生面，使子书获得发展。刘勰时代，子书已经衰微，目录学四部分类顺序中，子、史调整为史、子，《文心雕龙》的《诸子》篇居于《史传》篇之后，这些都是子书寖微的反映。尽管如此，对于坚持宗经立场、缅怀古学传统的刘勰来说，他内心依然对诸子学说抱着憧憬，依然高视诸子的学术地位，并且以子书著述为创立一家学说的标志。所以他选择子书形式来撰写《文心雕龙》，弥纶群言，探究和总结文心之大道，此即意味取法乎上。子书是作者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之一，仅次于经部著作。与早期集部多为实用性、审美性作品显然不同，刘勰选择子书撰述方式，这说明他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思想。子书作者使用的主要文体是论、说，因为这两种文体最便于表达作者的思想见解，《文心雕龙》的《诸子》篇后紧接《论说》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心雕龙》由纯粹的四十九篇论说文组成(《序志》篇是对全书的说明，与正文不同)，所谓“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这也说明他著述的目的是表达思想见解。当然，刘勰看到以前子书有的“纯粹”，有的“踳驳”，他强调撰写子书应当辅翼经典，说明其志在于发扬“纯粹”子书的思想学术传统，他的子书观在《文心雕龙》一书得到了全面反映。 第二，可以启发我们去关心《文心雕龙》文论之外其他更多的内容，并对《文心雕龙》超越前人的原因有新认识。刘勰所撰固然是一部文论专著，后人将它视为“解释评论”文学的书，或者一部“诗文评”的书，都与它的实际内容相符合。然而，它的内容又不限于文论，它还论述了其他许多思想学术问题，比如自然与道、经学、纬书学、史学、诸子学、音乐等等，这些都与文学有关，却又不是文学所能全部范围，它们都各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而又都会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刘勰对以前的文论多有不满，这固然有见解分歧的缘故，但主要是刘勰不满他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即思想、观念、知识、方法、视野方面受到较大拘束，缺少胸襟和气魄，而刘勰用以避免前人失误的办法，是扩大探讨途径，打开批评眼界。刘勰文学批评的成功与《文心雕龙》的子书形式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有助于解释《文心雕龙》体系性强的原因。在古代文学批评论著中，《文心雕龙》体系的完整、严密程度首屈一指，这当然与刘勰本人怀有自觉的著作体系意识有密切关系。学者解释其原因，往往将其归于刘勰高深的佛学修养，以为是他借鉴了佛教典籍的著述特点和因明学说的缘故。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又不尽然。我国子书多由一篇篇论说文组成有机整体，有的还分为十二纪(《吕氏春秋》)、内外篇(《抱朴子》)。无论是采取擘分为纪或内外篇的方式，还是单纯按篇排列的方式，其全书不同部分或不同篇目的编排顺序多有条理，显出物事叙述的层次性和观点表述的逻辑性，形成了著作形式体系性强的特点。如高诱《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15]刘勰《诸子》篇也称《吕氏春秋》“鉴远而体周”。子书(也包括一部分经书)这种“建立一干，枝叶扶疏”的形式体系特点，与“篇各为义，不相统贯”[16]的集部著作有明显区别。刘勰著作体系意识的重要来源正是子书的传统，他吸取了子书的著述形式经验，加强了对著作整体性的把握和构思。《文心雕龙》主要由枢纽、纲、目三大部分构成，三者各有侧重，又有密切联系：井然有序的形式体系为系统地开展文学批评、铺叙文学理论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取得了纲举目张的效果。因此，结合子书的著述经验来分析《文心雕龙》富有体系性的原因，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