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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宋初年，胡安国父子与陈渊就杨时墓志铭的写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涉及双方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胡氏父子主张以陶渊明的高洁比附杨时之贤，陈渊则认为渊明去就随意、不合于义，与任事行义的时代精神不相吻合。在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胡氏父子的推崇、认同是常调，而陈渊的批评、否定当属别调。对这一别调的探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陶渊明接受史，也有助于把握南渡士人的精神导向——“行义以达道”。 【关 键 词】宋代文学/陶渊明研究/文学接受学 【作者简介】王建生(1981-)，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宋代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时段。经过苏轼、朱熹等人的努力，陶渊明的经典地位被确立。人们通常以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无不顶礼膜拜，似乎举世崇陶。实际上，南宋初年就曾出现过非议渊明的别调，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插曲。探讨这一插曲发生的历史语境及具体过程，对于我们深入把握陶渊明接受史及南宋初年的思想文化态势，不无裨益。 一 谈及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无法绕过苏轼的崇陶及和陶诗，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的研究。陶渊明自然真率的人生境界、仕隐自如的处世态度以及冲淡质朴的文风，成为苏轼追慕的对象。此后黄庭坚等人尚友渊明，崇陶热依然在持续。至宋徽宗朝，不少文人游离于政局之外，其心境与陶渊明有相通之处，如吕本中在《读陶元亮传》中，鲜明地表达“我爱陶彭泽”的立场；谢逸绝意仕进，对于陶渊明的任真亦极力推崇，云：“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贵。意到语自工，心真理亦邃。……我欲追其韵，恨无三尺喙。嗟叹之不足，作诗示同志。”[1]陶渊明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任真、高洁、远韵。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正是对这种精神的认同。 应当说明的是，在整个宋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中，推崇、认同始终是常调。不过，南宋初年的一些文人，在陶渊明评价问题上，却有过激烈的讨论与争辩。争论双方对陶渊明或褒或贬，各执一词。其具体情况是：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四日，杨时卒，其身后事由其首座弟子兼女婿陈渊料理。陈渊对杨时的碑传文字相当重视，先是请吕本中撰写行状，一年之后，又请当世名儒胡安国写墓志铭。绍兴六年(1136)左右，胡安国、胡宁、胡宏父子三人与陈渊就杨时墓志铭的遣词立意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涉及双方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这一争论，为我们了解陶渊明接受史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片段。 胡安国撰写的杨时墓志铭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其家世、履历：“公讳时，字中立，姓杨氏。既没踰年，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状》来请铭。谨按杨氏出于弘农，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闽中，寓南剑州之将乐县，因家焉。公资禀异甚，八岁能属文。熙宁九年中进士第，调汀州司户参军，不赴。杜门积学，渟滀涵浸，人莫能测者几十年。久之，乃调徐州司法。丁继母忧，服阕，授虔州司法。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罹外艰，除丧，迁瀛州防御推官。知潭州浏阳县，安抚使张公舜民以客礼待之，漕使胡师文恶公之与张善也。岁饥，方赈济，劾以不催积欠，坐冲替。张公入长谏垣，荐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余杭县，迁南京宗子博士。会省员，知越州萧山县，提点均州明道观、成都府国宁观，后例罢。差监常州市易务，公年几七十矣。是时天下多故，或说当世贵人，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开导上意，庶几犹可及也。则以秘书郎召，到阙，迁著作郎。及对，陈儆戒之言，除迩英殿说书。”[2] 应该说，胡安国的写作完全符合墓志铭的体例，杨时的生平职任大体上已经交代清楚。不过，上文引述的是墓志铭的定稿，而在初稿中，“差监常州市易务”下，原本是“不就”二字，并没有“公年几七十矣”句。 陈渊与胡安国对“不就”二字的理解，有很大分歧。监常州市易务，为监当官(别名管库)，负责平抑常州的物价、保障商品流通。陈渊对“差监常州市易务”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辩解。杨时于宣和四年(1122)罢祠禄官后，生活一度陷入贫困之中。在朝的郭慎求就为他求得监常州市易务这一差遣。不料，这一官阙已经除授于人，杨时只能待阙，不过他反应很平淡，说道：“非见阙，固与吾事无济，然市易事，吾素不以为然。纵便得禄，其可就乎?”[3]至宣和五年(1123)秋，监常州市易务还是没有空阙。到了宣和六年(1124)，在朝臣傅国华的再三举荐下，杨时才以秘书郎应诏。陈渊要申述一个事实——“差监常州市易务”不是杨时“不就”，而是没有现阙可任。 陈渊之所以花气力陈述这一事实，因为在胡安国所写杨时墓志铭中，监常州市易务是监当小官，杨时拒绝就任；而秘书郎乃京朝官，杨时从命应诏。这种记述容易给人一种坏印象——杨时贪恋名位。所以，陈渊坚持要求删掉“不就”二字。 对于陈渊的要求及申述，胡安国有什么回应呢?在回复陈渊的书信中，他说道：“只如差监市易务事乃平生履历，故不可阙。若据龟山所言，却甚明白，虽书‘不就’，无害也。但《行录》乃言不欲为市易官，于语脉中转了龟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为，须当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为筦库’，即见得遗佚阨穷不悯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岂可不书乎?”[4]由此可以看出，胡安国的着眼点并不在“不就”的取舍上，而是在差监市易务事上。也就是说，“不就”二字可以删去，但年七十而欲为监当之差，足见杨时不鄙小官，体现了君子固穷的精神气度。所以，差监常州市易务事，无论如何不能缺省。 陈渊、胡安国在“不就”二字上的讨论，基本上还停留在行实本身。陈渊援引了杨时生前的言行，说明差监市易务的实际情况。行实如此，胡安国最终还是同意删去“不就”二字。但这并不表明，围绕“不就”二字的争论就此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国所言“遗佚阨穷不悯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以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比附杨时。而且，在杨时墓志铭的结尾处，有“果何求哉!心则远矣”句，实际上以陶渊明高远的气象来想见杨时之贤。胡安国的这番好意，引起陈渊激烈的辩解，胡宁、胡宏也加入到争论之中。至此，讨论的中心内容已转移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