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胡宁、胡宏参与讨论的资料，今仅存于《龟山志铭辩》中。他们二人写给陈渊的书信，今已亡佚，在陈渊的答信中尚留得只言片语。仅就管见所及，勾勒双方争论的梗概，并探究争论的深层原因。 针对胡安国以柳下惠、陶渊明来比附杨时，陈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前书谓‘陶公何讥焉’者，盖谓秦、汉以来，道义不明，诸子百家各怀私见，故虽如陶公之贤，亦未尝子细观，非妄说也。若以雅意素有所主，即弃官为是，如此则晨门、荷蓧、长沮、桀溺之流，不经圣人指点，谁敢以为非乎?……伯夷、柳下惠，孔子皆以为贤，孟子亦曰：‘其趋一也，何高下之辨乎?’故论其高，渊明乃千载之士。论其是，古人轨辙较然，亦可见也。龟山婺州之任，未尝从辟，盖方是时，饥饿不能出门户，帅司以摄阙员耳。仕固有为贫者，未易疵也。但尊丈既以柳下惠许之，不当更引渊明例耳。”[2] 在这段叙述中，陈渊花了极大工夫评述前贤，不过最后两句，即“既以柳下惠许之，不当更引渊明例”，才表明他真实意图，即他认为杨时对道义的持守与柳下惠对直道的坚持尚有可比性，与陶渊明精神则不相合。话外之意，杨时“不就”市易务，完全不同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陈渊之所以一再要求删去“不就”二字，也正因为担心他人将先师杨时与陶渊明相比附。 “陶公何讥焉”，乃胡宁信中语。他对陈渊讥讽、批评陶渊明极为不解，故有此疑问。胡宁之弟胡宏也有类似疑问。对此，陈渊作何解答呢?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杨时乃行义达道之人，与陶渊明不可同日而语。原文如下：“令弟(指胡宏)又荷录示疑问，至感至感。‘果何求哉，心则远矣。’此两句极幽远有味，连上文读至此，语若不足，意已独至，盖不必稽之陶公而后得龟山之为人也。陶公于此，功名富贵诚不足以累其心，然于道其几矣，于义则未也，岂可与行义以达其道者同日语哉!孟子论伊尹之取与，既以谓‘合于道’，又以谓‘合于义’，其论养气，既以谓‘配道’，又以谓‘配义’，此理恐陶公所未讲也。何则?仕为令尹，乃曰徒为五斗米而已。一束带见督邮，便弃官而归，其去就果何义乎?孔子之言《易》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体用不分而动静一如矣。’自圣学不传，学者各任其意，则有舍义而言道者，佛之徒是也。陶公何讥焉，恐不可以龟山为比。如后来再问心远，所对数条，鄙意以谓以语陶公，尤未到他践履处，况于龟山?此盖老人恐学者不悟其语，故为是委曲辨析之词，未敢闻命。”[5] 在陈渊看来，《墓志铭》中“果何求哉，心则远矣”虽有幽远之意，但以杨时比附陶渊明，却不太合适，还是删去为好。陈渊对陶渊明的评价，带有批评与否定的意味。陶渊明不以功名富贵累其心，合于道，却不合于义。 在与胡宁、胡宏讨论陶渊明道义问题之前，陈渊就曾与同门好友翁谷阐述过类似的见解：：“渊明以小人鄙督邮，而不肯以己下之，非孟子所谓隘乎?仕为令尹，乃曰徒为五斗米而已。以此为可欲而就，以此为可轻而去，此何义哉!诚如此，是废规矩准绳而任吾意耳!”[6]之所以批评陶渊明不合于义，完全是从发扬圣学的角度考虑的：“盖孟子之养气，以为配义与道。若曰配义而已，则于体有不完；配道而已，则于用有不济。彼舍义而言道，则有体而无用，而可乎?体用兼明，此古人所以动静一如，而圣学所以无弊也。”[6]落脚点在发扬“圣学”所要具备的条件：配义与道，体用兼备。 最终，胡安国在杨时的墓志铭中删掉了“不就”二字，陈渊也退让半步，“差监市易务”这一行实被载入墓志，最终定本为“差监常州市易务，公年几七十矣”。此外，“果何求哉，心则远矣”予以保留。这并不表明，双方就此达成共识，胡安国之子胡宏曾就杨时墓志铭向其父求教。“宏又问：‘据《杨氏家录》称，先生不欲为市易官，吕居仁亦云辞不就。今志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门未曾契勘古人出处大致，若书不就两字，便不小了龟山?差监市易务，即辞不就；除秘书省校书郎，却受而不辞，似此行径，虽子贡之辩，也分说不出来。今但只书差监市易务，公年将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浑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画出一个活底杨龟山也。并迁著作郎，并迩英殿说书，只一向衮说将去，不消更引高丽国王事说它龟山。……此亦是有底事，不足为文饰也。’”[7] 胡安国、胡宏父子的这段对话，同样围绕“不就”二字展开。在胡安国看来，杨时不为市易官，实有其事，没有必要掩饰。但是，辞监当官，而就京朝官，毕竟有损杨时形象，故将“不就”二字替换为“公年将七十矣”。胡安国固然坚持史事的立场，其深意在于对陶渊明、柳下惠等人的推崇与认同。在《龟山墓志铭》中，“果何求哉，心则远矣”，实以陶渊明之高洁来“想见”杨时之贤。“宏再问：‘何故载果何求哉，心则远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决非惠远所能招，刘、雷之徒所能友也。观其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可知其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龟山之贤可想见矣。世人以功名富贵累其心者，何处更有这般气象?但深味心则远矣一句，即孟子所谓所欲不存，若将终身，若固有之气象，亦在其中矣。’宏又问：‘如何是心则远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虑及后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谓心远矣。’”[7] 与陈渊批评陶渊明不同，胡安国认为陶渊明不以功名富贵累其心，体现了圣贤气象。对陶渊明一贬一褒的评价中，胡安国父子从士人的高洁品行着眼，而陈渊则从任事行义的君子职责来立论。接受角度的不同，表明陈渊、胡安国对待士人出处的看法也不同：陈渊认为士人应当无条件地出来做事，既要合于君臣大义，又要合于“道”，具体说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在兵荒马乱的国难时期，与行“义”精神不相符合。而胡安国的立足点在于原始儒家提倡的“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更注重“心远”的内心体验，故而对陶渊明高洁的精神倍加青睐。胡氏父子对陶渊明的赞美与钦慕，在当时已为常调。相比声势高涨的追和陶诗、仰慕陶渊明的潮流，陈渊于南渡初年从进退、出处的角度来批评陶渊明，则是一种别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