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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耳出亡在弃逐文化史上的意义 与申生的“恭”而非“孝”相比，同遭骊姬之谗的重耳出亡异国十九年，历经磨难，最后重返晋国，成就了一代霸业，倒是更近于孔子所谓“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之事父事君的忠孝之道。故唐人李翱认为：“晋献公信骊姬之谗，将立奚齐，太子申生不去，终被恶名，雉经而死，且陷其父于恶。公子重耳奔翟逃祸，卒有晋国，霸天下。故重耳为孝，而申生为恭。”(23) 重耳为献公之妾大戎狐姬所生，庶出的身份，使其不具备成为太子的条件，同时，也使他不必像申生那样，承担来自骊姬的正面攻击，从而一定程度地躲避了风口浪尖的危险。然而，骊姬并没有完全放过他。献公十二年，骊姬生奚齐后即向献公进谗，遂导致申生、重耳、夷吾诸公子分赴曲沃、蒲、屈三地，以此降低献公对他们的信赖和倚重。献公二十一年毒酒案发，骊姬又一次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重耳。史载：“骊姬既杀太子申生，又谮二公子曰：‘重耳、夷吾与知共君之事。’”对骊姬来说，申生是其废嫡立庶、以幼代长的最大障碍。申生一死，重耳、夷吾两兄弟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为重耳、夷吾虽为庶出之子，但年长于奚齐，对立奚齐为太子仍构成不小的威胁，故继续向献公进谗，构陷重耳、夷吾参与了申生之谋，将他们拖下浑水，一齐杀掉，以解除最后的隐忧，便是骊姬的当务之急了。 在骊姬的进逼下，重耳表现出与申生截然不同的心性。早在申生蒙冤未死之际，重耳即曾向他进言：“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当申生以不可伤献公心为由拒绝后，重耳又劝道：“然则盍行乎！”这则见载于《礼记·檀弓》篇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重耳与申生迥然有别的思考方式：面对谗言和陷害，申生是依违隐忍，重耳则欲辩白申说；申生是以死明志，决不逃避，重耳则主张出亡他国，暂避风头。这样两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展示了二人对待君父的不同态度，从而也就决定了二人不同的行为取向。所以，当献公在骊姬蛊惑下派人伐蒲、伐屈，再次对两个亲子痛下杀手时，重耳逾墙而逃，出奔狄，夷吾出奔梁，两位庶出之子以逃亡回答了来自庶母昏君的迫害。由于“尽逐群公子”，故奚齐水到渠成地被立为太子；然而，其结果却也触目惊心——“国无公族焉”。 重耳亡狄的时间是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其年龄各书所载有异。据《史记·晋世家》：“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而据《国语·晋语四》所载僖负羁言，则谓“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左传》虽未明确记载出亡时的年龄，却于《昭公十三年》载叔向语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而有士五人……亡十九年，守志弥笃。”由上下语境推论，则此“生十七年”当为重耳出亡年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综合这些史料及前人相关辨证，认为重耳出亡年龄当为十七岁，司马迁之说不足信： 晋文以僖五年出奔，在狄十二年，二十四年方入晋，以夏正数之，则整十九年。《晋语四》云：“晋公子生十七而亡”，昭十三年《传》亦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云云，则晋文出亡，时年十七；亡十九而返国，时年三十六；城濮之役，即位已四年，则年四十，死时才四十四。《晋世家》谓重耳出奔年四十三，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谓史迁之说不若《左传》、《国语》足信，其说是也。乃洪亮吉《诂》信《史记》不信《左传》，其考据实误。若如《史记》之说，重耳奔蒲，年四十三，而其年献公灭虢，执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为申生之姊，长于重耳者至少数年，岂五十岁左右始嫁耶？(24) 这段辨析有理有据，应是可信的。另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25)。穆公四年即晋献公二十一年，这就是说，穆姬亦即申生姊出嫁秦国与申生死在同一年。联系到前述献公烝齐姜生申生当在献公继位前后的一二年内，则献公二十一年申生死时当为二十岁左右，其姊亦不过二十出头。重耳为申生之弟，其出亡时年龄为十七岁，亦即小于申生三四岁，正与事件相合。重耳以十七岁之少年即被逼出亡，出亡十九年而重返晋国，无论在其个人成长史上，还是在弃逐文化史上，便都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考察重耳历时十九年的出亡史，盖有三个方面最值得注意： 其一，历经磨难，忍辱负重，由少不更事而日趋成熟。在重耳出亡的十九年中，其足迹所及，达狄、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其间虽也受到若干礼遇，但遭受更多的却是冷遇和轻慢。在卫，向农夫乞食，农夫与之块；经曹，受到曹共公薄观裸浴的侮辱；过郑，郑文公亦不加礼；及楚，与楚子激辩而子玉请杀之，险遭不测。这些经历，固然增加了流亡生活的艰辛，但同时也磨炼了流亡者的意志，使重耳由昔日养尊处优、不更世事的贵公子，逐渐成长为一位坚韧不拔、腹有韬略的政治家。孟子所谓天降大任、苦其心志之说，在重耳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其二，得贤士五人，尽心辅佐，通过群体的自我拯救，实现对困境的克服和超越。从弃逐文化的角度看，重耳是一个不得于父、君的弃子和逐臣，但与一般弃子逐臣有所不同的是，他不是只身出奔，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以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五人为代表的一批贤能之士，由此构成一个被国君驱逐而辗转奔徙的政治流亡集团。此一集团之得以形成，固然有赖于重耳的政治地位、“自少好士”的心性和“好学而不贰”的人格魅力，但此一集团形成并流亡之后，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凝聚成了一种目标相同、利益攸关、虽非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重耳克服十九年流亡生涯之困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细读相关文献可知，此一集团对困境的克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若干具体事情上对重耳加以劝导和协助，如当卫之农夫与之块、重耳怒而“欲鞭之”时，狐偃及时劝阻，使其拜而受之，巧妙地化解了一场可能激起的纠纷；至齐，因与桓公之女成婚而安于享乐时，“从者以为不可”，并设谋“醉而遣之”(26)；另一方面，则是在出亡路线之制定、重大事件之决断上，为重耳出谋划策，避免失误。早在逃亡之初，当重耳欲出奔齐、楚二国时，狐偃即以其政治谋略指出：“夫齐、楚道远而望大，不可以困往。……夫狄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不通可以窜恶，多怨可与共忧。今若休忧于狄，以观晋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27)至晋献公二十六年，晋国祸乱频仍：九月，献公亡；奚齐继立为君；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卓子继立；十一月，里克又弑卓子于朝。当此三君迭亡、政治动荡之秋，里克欲迎身在狄国的重耳为君，秦穆公亦欲助重耳返国以获利，重耳欲往，狐偃先以“坚树以始，始不固本，终必槁落”为喻，力劝重耳不可入晋；接着，又以“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实有之，我以侥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将何以长利”(28)的说辞，劝说重耳拒绝秦使。狐偃的这些意见，老谋深算，眼光长远，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而重耳不固执己见，从善如流，也展示出宽广的政治家的胸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样一种智慧和胸怀，是导致此一流亡集团在风云变幻之政治形势中不迷失方向的关键，也是他们在人生困境、政治困境中一步步走出低谷的保证。相比之下，夷吾经不起诱惑，厚赂秦人，虽得入以为君，却背信弃义，与秦为敌，导致战乱不断，险象环生。则其在政治远见和为人之品格上，不如重耳远矣。 其三，广交诸侯，获取外援，在他者救助下重返晋国。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使重耳在历经磨难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深入了解了各国间的复杂关系，为其获取外部援助打开了一条通道。狄是重耳的母国，“近晋而不通”，虽小却可以安身，虽僻却便于观察周边动静，所以重耳居狄长达十二年，以休养生息，积蓄力量。齐是强国，齐桓公因齐姜之子申生被废被害，自然对晋献公有怨在心，而对同遭骊姬之乱的诸公子怜爱有加，故重耳前往投奔，桓公即以女妻之，赠马二十乘。但是时桓公年事已高，助重耳返国有心无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重耳只得暗自踏上继续求援的路途。由齐而曹，由曹而宋，由宋而郑，重耳受到的待遇虽冷暖有别，但对于其复国大计而言，这些小国都发挥不了多少实际的作用，所以他来到楚国。楚为南方的大国，其时东征西讨，势头正盛，楚成王也有助重耳返国之心，但他的要求却是“何以报我”。面对成王的一再逼问，重耳慨然作答：“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29)这强硬的答词，导致重耳差点被子玉杀掉，但由此也反映了重耳虽身在危难之中，却不肯低声下气、不愿用国土做交易的刚直心性和霸主气魄。失势而不失志，流亡而不忘复国，大概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楚成王的敬重，被礼送入秦。 秦国是重耳流亡的最后驿站，也是最重要的求援对象。十九年来，重耳一行由北而东，由东而南，又由南而西，为结交盟友、赢得救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来到了与晋毗邻的秦地。倘若秦国再不施援手，他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因此，能否得到秦穆公的支持，便成为其复国大业成败的关键。当然，对获得秦国的支持，重耳等人是有信心的：信心之一，缘于晋与秦乃姻亲之国，申生之姐为秦穆公夫人，其子罃为秦国的太子，亦即后来的康公，与重耳为甥舅关系；信心之二，是当年晋献公、奚齐、卓子相继死后，秦穆公曾派人游说重耳，欲立其为晋君；因遭到重耳拒绝，遂立重耳之弟夷吾，是为惠公，但惠公背信弃义，导致秦、晋交恶，而其质于秦的儿子圉又逃归晋，使得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当此之际，秦穆公自然会将希望寄予他当年即以为仁且“不役于利”的重耳，支持他复国，以结强援。事实证明，重耳选择秦为最后驿站是正确的。他甫一至秦，秦穆公即以礼相待，“纳女五人，怀赢与焉”。怀赢者，穆公之女、圉之妻也；而圉为夷吾之子、重耳之侄，圉逃回晋，其妻留秦，而今又被穆公嫁给重耳。这样一种错乱的伦理关系，确实令重耳有些尴尬，故有“奉  沃盥，既而挥之”的厌恶举动。然而，当怀赢恼怒地说出“秦晋匹也，何以卑我”的话后，重耳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遂“降服而囚”，以获得怀赢的谅解。表面看来，这是一件小事，但实质上却关联颇大。就秦穆公而言，嫁女与重耳，自然想借此姻亲关系强化与晋的政治联盟，但以侄媳为伯妻，又未尝不包含对重耳之器量和诚信度的考验。就重耳而言，娶侄媳为妻，固然不快，但考虑到怀赢毕竟是穆公之女，现在有求于人，若因一时不忿而开罪于穆公，则复国大业便可能毁于一旦。故权衡利弊，遂舍小忿而求大益，以“降服而囚”的行动化解事端。由于重耳妥善地解决了相关问题，从而使得穆公“大欢，饮重耳酒”。在酒宴上，深于《诗》的赵衰歌《黍苗》，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的诗句既赞颂穆公，又表达希求援助之意。当穆公继之赋《六月》后，赵衰即命重耳拜赐，并引申诗意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30)这里展示的，不只是诸侯交往中的必要礼仪，而且是将诗意引向政治的一种机智，是进一步求援的暗示。在经过对重耳及其流亡集团的多番接触和考察之后，秦穆公终于认定，这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支持的群体，于是，在秦穆公二十四年亦即周襄王十六年(前636)春，派兵护送重耳入晋。重耳杀晋怀公而立，是为晋文公。由此，正式结束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这是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政治流亡史，也是一位弃子逐臣通过自我拯救和他者救助，历尽艰辛终于复国的典型案例。宋人苏辙有言：“晋文公辟骊姬之难，处狄十有二年，奚齐、卓子相继戮死，秦、晋之人归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靖而待之，若将终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责报于外，而里、丕要功于内，不能相忍，继以败灭，内外绝望，属于文公。然后文公徐起而收之，无尺土之赂，一金之费，而晋人戴之，遂霸诸侯。彼其处利害之计诚审哉！”(31)这段话，从重耳在流亡中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终于赢得秦、晋归心的角度，指出了重耳得成霸业的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深一层看，重耳之得成霸业，在根结处却缘于他的被弃被逐，缘于他在弃逐过程中历经的劫难和磨炼，缘于他不甘命运摆布而进行的自我拯救和获取他者救助的双重努力。如果说，“重耳之霸心生于曹”(32)，还只是看到了所受屈辱给予他的刺激；“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33)，也只是说明了困境和历练给予他的收获，那么，“重耳以亡公子流落于四方，其心固未尝一日忘晋也”(34)，则揭示了重耳从被逐之日起即开始的对复国目标的坚持，对回归父母之邦的渴望。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坚持和渴望，给了他复国、回归的信心和动力，给了他迎接苦难、经受苦难并最终超越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从弃逐文化的角度看，重耳也以其十九年的流亡经历，再现了“弃逐——救助——回归”这一基本母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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