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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生之“孝”及其品格的文化内蕴 申生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被后世反复提及并予以高度推奖的孝子典型。由于恪守孝道，所以面对来自骊姬的挑拨诽谤和各种谗言，他逆来顺受，不做辩解；由于恪守孝道，他多次拒绝了劝他求取自安或出奔躲避的善意忠告，执意留在晋国，勤于王事。试看史书的如下记载： 蒸于武公，公称疾不与，使奚齐莅事。猛足乃言于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齐在庙，子盍图乎！”大子曰：“吾闻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迁为敬，敬顺所安为孝。弃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图焉？且夫间父之爱而嘉其贶，有不忠焉；废人以自成，有不贞焉。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弃安而图，远于孝矣，吾其止也。”(16) 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士蒍出语人曰：“太子不得立矣。……与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远死，且有令名，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太子闻之曰：“子舆之为我谋，忠矣。然吾闻之：为人子者，患不从，不患无名；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无禄。今我不才，而得勤与从，又何求焉？焉能及吴太伯乎？”太子遂行。(17) 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突闻之：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适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远于死，惠于众而利社稷，其可以图之乎？况其危身于狄，以起谗于内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是故赐我奇服，而告我权。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谮在中矣，君故生心。虽蝎谮，焉避之？不若战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战，败狄于稷桑而反。(18) 这里，“孝”成为申生处理亲子关系的惟一准则，也构成他文化品格的重要支撑。他不是不知道有人在背后屡进谗言，不是不知道君父已听信了谗言并生出异心，他也不是不知道出奔别国既可以免除君父的猜疑，又可以使自己避难，但他仍然要坚于职守，希冀以自己的行动换得君父的回心转意。“虽蝎谮，焉避之”、“我战死，犹有令名焉”，在这颇具悲凉悲壮意味的话里，我们似乎可以体察到申生缘于道德理想的一种真诚。 秉持此种真诚，申生在困境中艰难地坚持着，即使在骊姬以置毒案嫁祸于他的生死关头，他仍然不愿出逃他国，而是选择了以死明志。《国语·晋语二》记载了申生死前的两段话，最能展示他的心志。一方面，不愿出逃以彰显父之过恶，另一方面，仍以“吾君老矣，国家多难”为忧，希望狐突出面辅佐王室。综而观之，申生对其父可谓忠孝两全、仁至义尽了，故其死后被谥为“共君”。共者，恭也。这就是说，申生之孝以恭顺为核心，面对来自骊姬和君父的各种压力，他不做申辩，忍辱负重，努力追求着一种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为自己追求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孝名。 那么，申生这种无条件的“敬顺事上”的态度和做法，果真可以称之为“孝”吗？答案又是否定的。原始儒家提倡忠孝之道，但其所谓忠孝，与后世流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着明显的差异。据《孔子家语》，孔子论子之事亲有言：“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否则，“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19)这就是说，当父、君欲致子、臣于死地时，子、臣为了不陷父、君于不义，是可以逃避的。而这种逃避，正是孝的一种表现。进一步说，子、臣之事父、君，不仅在父、君施虐时可以逃避，而且为了匡救父、君之过，还应勇敢地站出来，陈说事理，予以谏诤和申辩。宋人陈祥道专就申生事指出：“君子之于亲，有言以明己，有谏以明事，谏则以几为顺，以孰为敬。几而不入，则至于孰；孰而不入，则至于号；号而将至于见杀，则亦有义以逃之。是虽于亲有所不从，而于义无所不顺；于亲或不我爱，而于乡间无所得罪，此古之所谓孝子也。彼不善事亲者，以小爱贼恩，姑息贼德，于己可以言而不言，于事可以谏而不谏，依违隐忍，惟意是从。以至殒身于其亲之命，而陷亲于不义之名，是将以安亲，而反危之；将以悦亲，而反辱之。此君子之所不取也。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申生于亲可言而不言，而且惧伤公之心；于义可逃而不逃，而且谓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以至忘其躬之不阅，国家之多难；不顾死生之大节，而且谨再拜之末仪。是恭而已，非孝也。”(20)这段话说得明白透彻：子、臣对待父、君之过，本可以言说而不言，应当谏诤却不谏，当危及生命时，能够逃避竟不逃，只是一味地隐忍退让，惟其意是从，其结果必然助长父、君之过，陷其于不义，造成对家、国更大的伤害。就此而言，申生之行为算不得真正的孝。然而，申生毕竟是一个坚持信念、有道德操守者，较之礼崩乐坏之春秋时代屡见不鲜的父子反目、君臣相残，他的“敬顺事上”已然是一特例；至于他守死善道的悲剧结局，更令无数人为之感叹唏嘘，因而，礼法不以不孝责之，而谓其为“恭”，也算是一种宽恕的笔法吧。(21) 考察申生之所以一味地“敬顺事上”，实与他所受教育及其“小心精洁”的内在心性直接相关。从所受教育看，其傅杜原款对他的影响无疑最值得注意。《国语·晋语二》载： 杜原款将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吾闻君子不去情，不反谗，谗行身死可也，犹有令名焉。死不迁情，强也；守情说父，孝也；杀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遗爱，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许诺。 杜原款对申生的详细教诲史已无载，但仅从死前这几句遗言，已可概见其平日教习之一斑：“不去情，不反谗”，强调的是要谨守亲子之情，听到谗言不去辩驳；“死不迁情”、“守情说父”、“杀身成志”、“死不忘君”，强调的也都是子、臣对父、君的单方面情感和义务，也就是说，父和君可以不仁不义，但子和臣却要恭顺事上，以求取强、孝、仁、敬的“令名”。杜原款这样一种思想，通过长期的教化熏染，而内化为青年申生的自我情志，本不难理解；而当申生以此情志接人待物，也就必然地形成一种定向思维和排他性的取舍倾向，即凡与之相异者即拒斥之，凡与之相合者即汲收之。试看前引几次自我表白：“吾闻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迁为敬，敬顺所安为孝。’”“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均与其得之于杜原款的教诲相一致，均展示出极为浓郁的“敬顺事上”特征。 既然“敬顺事上”是其行事的基本准则，那么，申生具有的“小心精洁”的内在心性，以及对完善的道德化人格的追求，便有其逻辑的合理性了。对于申生的这种心性，还是那位善于察言观色、心计多端的优施看得清楚：“其为人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洁易辱，重偾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这里的“小心”，谓其谨慎而多畏忌；“精洁”，谓其精粹纯洁而无杂质；“大志重”，谓其抱负远大；“不忍人”，谓其宅心仁厚。这是一种谨小慎微的内向性格，也是一种追求完美、轻易不会改变志向而又受不得污辱的正直性格。由于受不得污辱，所以易于被辱；由于谨慎内向，宅心仁厚，所以受辱后多默默承受，不愿声张，也不愿躲避。大概正是看到了申生这种与“不知固秉常”之“不知辱”者迥异的性格特点，优施才建议骊姬首先拿申生开刀，谓其“知辱可辱，可辱迁重”、“甚精必愚”、“愚不知避难”。 优施这段话虽是针对申生说的，却一定程度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类型，即正人君子与邪佞小人的区别，而其分界即在于“知辱”与“不知辱”。邪佞小人因不知辱，故“顽钝无耻”、“沉鸷有谋”，“虽辱之而不动”，最能得昏君宠信；正人君子因知辱，故“惜名顾行，惟恐点污”、“以节自励，不以智自全”，屡屡败于旁行邪出、无所不用其极的小人手下，犹如申生惟“精洁”是好，“一辱以弑君之名，则必以死自明而后已”。如果说，就具体情境言，申生之死缘于骊姬等群小进谗、献公信谗的外在动因，那么，就事件本质言，申生之死却是其“小心精洁”、“敬顺事上”的性格特点所使然。也就是说，申生这种性格本身，导致他惟上是从，遇谗不辩，拚得一死，决不逃避。他的悲剧，与其说是家庭层面的伦理悲剧、国家层面的政治悲剧，毋宁说是一种缘于人性深处的性格悲剧。这种性格悲剧，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而申生便是其早期的代表人物。 换一个角度看，申生“敬顺事上”却屡被谗毁，“将以悦亲”反受辱身亡，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家天下”政治之复杂和残酷，说明了“愚孝”、“愚忠”之不可取、不可为。慎子有言：“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这里展示的，是一幅完满幸福、颇具吸引力的家国关系图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明君、慈父、信夫并不多见，更多出现的，倒是君不明、父不慈、夫不信。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地要求臣忠、子孝、妻贞，则无异于对不明之君、不慈之父、不信之夫等权力持有者的一种放纵，无异于对臣、子、妻等弱势群体的一种愚弄。倘若为臣为子者看不到这一点，仍然无原则、无申辩、无抗争地尽忠尽孝，则其忠孝岂不正是一种愚忠愚孝？慎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晋，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22)引而申之，孝子、忠臣是因父不慈、君不圣才得名的，既然世无明君贤父，则臣、子虽有忠、孝之行，仍然挽救不了国家的败乱，更何况这些孝子忠臣之言行，在严格意义上本来就算不得真正的孝和忠！由此看来，说“申生孝而不能安晋”，实在是对申生之“孝”所起作用的一种高估；而后人一再吟唱的“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晋献惑于骊姬兮，申生孝而被殃”，也只是流于一种事件的表层陈述，而缺乏对申生之孝以及中国孝文化的深层透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