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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自由书”，论证为何要将学校、报纸、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但“报纸”、“演说”多即兴之作，对时下有启蒙之功，却非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在满清王朝寿终正寝的前夕，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人编著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刚刚崛起的社会组织（现代大学和出版社）与新型出版物（辞书和教科书），二者的合作，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清西学东渐的蹒跚步伐。考虑到黄人在东吴大学教的是“国文”与“国学”，本文将以其编纂活动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是如何在晚清辞书的视野中得以浮现的。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从事文学教育的“专门家”，黄人的才情学识固然引人注目，但更值得后人欣赏的是其建立在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百科视野”。面对西学东渐大潮，有此视野者并不罕见，但能成功地将其落实在辞书以及教科书的编纂活动中，可就不多了。本文试图将黄人的文学批评、辞书编纂以及教科书撰写三者互相参照，解读社会转型期新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关 键 词：文学/黄人/辞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自由书”，曾接过日本人犬养毅的话头，论证为何要将学校、报纸、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学校培育人才，古今概莫例外；倒是报纸与演说的关系，值得一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1] 此说不胫而走，不只深刻影响晚清的思想文化进程，也为后世史家之“进入晚清”，提供了便利。但“报纸”、“演说”多即兴之作，且主要针对时下，有启蒙之功，却非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故无法千里走单骑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正如商务印书馆早期功臣高梦旦在《新字典序》（1912）中所说的，“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辞书及教科书之不取先锋姿态，而以系统论述见长，与“百年树人”的教育宗旨更为吻合。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学校、辞书、教科书作为另一个“传播文明三利器”。 就在满清王朝寿终正寝的前夕，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人（1866—1913，字摩西）编著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刚刚崛起的社会组织（大学、出版社）与新型出版物（百科辞书、教科书），二者的合作竟如此天衣无缝，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清西学东渐的蹒跚步伐。考虑到黄摩西在东吴大学教的是“国文”与“国学”，本文将以其编纂活动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是如何在晚清辞书的视野中得以浮现的。 在友朋及后辈的心目中，早逝的“苏州奇人”黄摩西①，首先是位才气横溢的诗人，而后才是最早撰写文学史的学者。所谓“尤长于诗，有青莲之逸，昌黎之奇，长吉之怪，义山之丽，求之近世，王仲瞿、龚定庵其俦也”[2]358，说的是诗才；也有谈及其博学深思的，可最后还是落实为下笔如有神：“其于学也，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自不可遏。”[3]371 终于有人关注那部“贯串古今，究极蕴奥，言人所不能言”的《中国文学史》，但还是为了证明作者读书广博“以故下笔汪洋自恣”。[4]361—362 或许，在时人眼里，吟诗填词是创作，至于做学问，那是第二等的功夫。 可时过境迁，作为诗人的黄摩西，其形象正日渐黯淡；反而是学者黄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完全是稿本与刊本的关系②，关键在于，世人的眼光及趣味变了。另一位苏州才子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中，对已去世六七十年的黄摩西的表彰，便逐渐从诗词的“究极情状，牢笼物态”，转为二十九巨册《中国文学史》“是我国自有文学史以来，第一部空前的巨制”、“不特空前，亦恐绝后”[5]137、105—110 黄霖撰《近代文学批评史》，在第九章“中国文学史学”中，用很大篇幅论述黄人所撰《中国文学史》之“鲜明的编史目的”、“新颖的文艺观点”、“进化的发展史观”以及“独特的编史方法”[6]798—808，使得这部流传极少的著述，从此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 即便如此，要说留在历史上的印记，黄人还是远不及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或者学者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就连他东吴大学时期的助教吴梅，也都获得比他更大的声誉。为什么？很大程度在于其“身影”模糊——在晚清的文坛与学界，讲诗才，黄人不是第一流；而《中国文学史》虽有开辟之功，却也很难说是传世之作。 或许，添上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重视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情况会发生变化。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从事文学教育的“专门家”，黄人的才情学识固然引人注目，但更值得后人欣赏的，是其建立在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百科视野”。面对西学东渐大潮，有此视野者并不罕见；但能成功地将其落实在辞书以及教科书的编纂活动中，可就不多了。本文试图将黄人的文学批评、辞书编纂以及教科书撰写三者互相参照，解读社会转型期新的知识系统的建构。 一、类书、百科全书与“学郛” 荟萃人类一切门类（或某一门类）的专门知识，以便于检索的办法提供给广大读者，此类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科学文化水平的工具书，中外多有呈现。虽然，学界一般认为，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是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1713—1784），但不等于说此前就没有类似的著述。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姜椿芳称，“‘百科全书’这个名称在20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是由日文中的‘百科事典’和中国传统上大型丛书的名称‘全书’融合而成的”。可具体论述时，他还是承认：“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③ 一是定性，一是溯源，二者并行不悖。称1980—1993年间陆续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固然没错，说“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也行得通。[7]63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古已有之的类书。就其广收名物、博采众书而言，传统中国的“类书”确实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但无论是“世界辞书史上最早的辞典”《尔雅》[8]3，还是《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其编纂体例以及背后的文化意识，都与现代百科全书有很大差距。从魏文帝曹丕（187—226）亲自主持编纂的《皇览》算起，中国人荟萃文献分类整理以便检索的历史，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有史可稽的类书，多达四百余种。可比起现代百科全书来，类书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重文史而轻科学技术”，二是仅限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汇编”。[8]33—45 至于百科全书，其特点则是：“除传统的文学艺术内容外，更为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知识介绍超越国界，对外国事物也广蓄博采”；“用条目的形式，编成一篇一篇的文章，把各种知识、事物、人物原原本本地加以叙述，特别是把最新知识作系统的、全面的介绍”。[9]13、30 正因为“类书”与“百科全书”之间，既不无关联，又大有差异，晚清热心接受西方文化者，必须在这方面略做区隔。主持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黄摩西，在序言中，对“吾国之仅有字书、类书，而无正当用词之专书也”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立说不严、思维混乱，缘于“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而这，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彼欧美诸国则皆有所谓词典者，名物象数，或立界说，齐一遵用，严以律令，非如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故名实不舛，异同互资。其国势之强盛，人才之发达，此一大原动力焉。[10](序)将国势衰微归咎于某一学科、文类、人物或事件，此类不无夸张的“宏大叙事”，在晚清比比皆是。同样有感于时人之“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应邀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的严复，从“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起笔，经过一番摇曳，竟落实为下面这么一段： 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则发心而为普通词典之事，观其起例，其所以饷馈学界、裨补教育，与所以助成法治之关者，岂鲜也哉？[11](第2册)276—277作为学部名词馆总纂，为一位大学教授编纂的“大辞典”写序，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更何况，二者同样坚信“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11](第2册)277 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书前有“宣统三年正月编者识”的“凡例”十八则。下面引述的这三则，与严复的职务与趣味，可谓若合符节： 一、一切学语以学部鉴定为主，余则取通行最广者。 一、文科上普通之新名词，用者每多泛滥，特一一详定界说，俾有的诂。 一、新学语原本欧西，译意译音每有歧异，兹皆附列西国原文，以供参核。即不通欧文者，稽考纯熟，并能渐知西国文名。而西人之稍识华字者，亦可借以对镜。不能说是刻意“投其所好”，对所有重要名词——尤其是“新名词”——“详定界说”，这确实也是编纂者的志趣所在。谈及编者的宏愿，不妨参照《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对“词书”一词的界说： 【词书】（文）排列词类一定次序，而解释其意义用法之书籍。与字书略异。盖字书逐字解释，而此则已成词类也。有普通词书，专门词书，及对译词书等。或称词典、词汇。我国向无此名，而类书性质与相近。而东西洋人，其名每与字典、字书相混。[10]37(申集)国学扶轮社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文科大辞典》，都是封面为“辞典”，而扉页则题“词典”；可见，在时人眼中，二者没有任何差别。如此说来，所谓《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就是将“普通百科”所涉及的各专门名词，按一定次序排列并“解释其意义用法之书籍”。 以界说名词为中心，而不是搜罗某一学科或诸多学科迄今已知知识，并对之作出系统清晰的表述，这一点，使得《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与现代百科全书拉开了距离。不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凡例》十八则所开列的工作目标以及理想化前景，还是让人怦然心动： 一、本书蒐辑一切学语，调查种种专门学书为基础，中外兼赅，百科并蓄，以适用于教员考验、学生自修为宗旨。 一、选择精严，诠释明了，而又条分缕析，提要钩玄，绝无晦塞支曼之弊。俾学界诸君借以参考，触类旁通，可省脑力，而增新知。 一、本书虽供普通之用，而调查各种专门书籍，有千余种之多，挈壶沧海，操斤邓林，勺水片材，不敢苟也。全书分政治、教育、格致、实业四大类，总计63门学科，共收11865条目[12]73、195—196，如此广录博采，详考细证，需要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单凭这，说编者趣味广泛、学识渊博，一点都不过分。 在《黄摩西先生诗集序》中，老友庞树森曾如此褒扬：“先生于书，靡所不读，诸子百家、天文地理、释老医卜，以至稗官乐府、近代名玄之学，俱探其源而析其流，以故下笔汪洋自恣。”[4]361—362 这还只是国学方面的阅读兴趣，更值得注意的是，黄人对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同样具备那个时代所能汲取的诸多“高等常识”。 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黄人的好学深思，以及对于作为知识渊薮的大型类书的极力推崇。在《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略论》中，黄人论及明代的八股与传奇，后有一附录，称： 八股传奇而外，更有一事，虽于文学之真际，毫无价值；而体积之庞大，资料之丰富，有足为五千年文学历史上一大纪念者，则《永乐大典》是也。此书一出，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不啻长狄之见龙伯，大鹏之遇希有鸟矣！惟释藏、道藏，差可鼎足。然性质实不同，大典为类书，而“二藏”为丛书，体例虽较善，气魄则远逊之。[13]345(第二编《略论》)虽说《永乐大典》“于文学之真际，毫无价值”，还是忍不住附笔于此，可见作者已隐约感觉到，如此大型类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其实，考察类书编纂中所透出的学术视野与文学趣味，如何体现了或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很具创见的学术思路。很可惜，作为第一代文学史家，黄人与之擦身而过。 严格说来，黄人主持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只能说是有“百科”视野的“大辞典”，或曰“百科性词典”。之所以称其为“百科性词典”，而非“语文辞典”，“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词条的长短，而在于词条所关注的中心点是在语言以外的世界，在于客观对象本身”[14]274。一定要说此乃“早期的百科全书”，也勉强说得过去；可进一步推论，称“会文学社1903年刊行的《普通百科全书》，线装100册，约300万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15]470、473，可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1903年成立于上海的会文学社，出版了整整百种日本书籍的中译本，举凡政治、法律、历史、地理、教育、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农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无所不包。可“这些书都是日本中学教科书和一般大专程度参考书”④，集合起来，确实显示了极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但就体例而言，是大型丛书，而非“百科全书”。 实际上，无论黄人还是严复，其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撰序，都是只谈词典（辞典），而只字未提“百科全书”。可这不等于那个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对流行于西方知识界的现代百科全书没有任何了解。恰恰相反，此前五年，全球最著名的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曾登陆中国，并掀起一股谈论“百科全书”的小小热潮。 受在日本销售大获成功的刺激，1906年，享有第十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权的英国泰晤士报馆，委托商务印书馆代其销行这套35册、四千余万字的大书。有学者查阅那一时段的《大公报》，发现1906年11月27日首登《伦敦泰晤士紧要告白》，宣布第十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已到；此后一年，《大公报》上共刊登了28次文字不尽相同的广告或软广告。很可惜，限于那个时候中国人的阅读热情以及经济能力，一年过后，从伦敦运来的450部“大书”还没销完。这与日本一年内卖了5500部相比，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16] 为了宣传这套大书，1907年商务印书馆曾印行了题为《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的小册子，收入严复、辜鸿铭、李家驹、颜惠庆、李登辉等五篇文章，以及《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南方报》及《申报》上的相关评论。仔细校勘不难发现，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第二册所收《书<百科全书>》，其文字与《大英百科全书评论》中严文颇多差异，那是因为，前者依据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草稿，未经作者认真修饰。 其实，严复此文，乃原刊上海《寰球中国学生报》上的《英文百科全书评论》。《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6月创刊于上海，双月刊，兼收中英文著述，由寰球中国学生报馆编辑发行，李登辉、严几道等主编。该刊何时停办，不详，《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仅收录其1—6期目录。除创刊号外，其余各期上均有严复的译撰⑤。而1907年6月刊行的《寰球中国学生报》第5、6期合刊上，载有严复译述英人倭斯弗著《美术通诠》第三篇《古代鉴别》，以及自撰的《英文百科全书评论》。此外，该期杂志上，还有董寿慈的《拟译英文百科全书引言》。董文对这部“别类分门，由专学者二千余人，殚其脑智，蔚为巨观”的大书推崇备至，建议学界合力将其译成中文。[17] 很可惜，这个宏伟的计划，几十年后方才真正实现。 众多谈论百科全书的文章中，严复所撰，起承转合，最见功力。摘抄三段引文，大致显示《英文百科全书评论》的论述思路。先是渲染百科全书的包罗万象，继则追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崛起，篇末点题，说明“家置一编”的必要性： 盖以一部之书，包罗万有，举古今宇内，凡人伦思想之所及，为学术，为艺能，为天官，为地志，为各国传人，为宗教神閟，下至草木、禽兽、虫鱼、药物、器饰、玩好，皆于是书焉，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录而著之，以供考检。 ……于时法国笃生两贤：曰狄图鲁，曰达林白（Diderot & D' Alembert）。用英哲法兰硕培根（Francis Bacon）之义法，纠合同志，大起宏规，而智环之作自此始。其为书，用分功之术，令专长者各羾所知，而两贤实司编辑。……盖越二十年始成。编辑汇著之人，屡濒于难。洎成书，而革命之期亦至矣。于戏噫嘻，学术左右时世之功，有如此哉！ ……学者家置一编，备考览，则不出户可以周知天下。自国家政法兵商之大，下至一名一物之微，皆可开卷瞭然，究终本始。夫岂特馈贫之粮，益智之囊已哉！[18]因是应邀之作，如此展开论述，在情理之中。此文对于推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确也发生作用。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其中两个特殊提法：一是开篇所说的“百科全书者，西文曰婴塞骨罗辟氏亚，正译当曰智环，或曰学郛”；一是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史记》称为“真吾国学郛之权舆也”，而在文章结尾则感叹“惜乎，吾国之《图书集成》，徒为充栋之书，而不足媲其利用也”。 将“百科全书”译为“学郛”，如此雅兴，符合严复一贯的译述风格。“郛”乃外城，泛指都市，先有西汉扬雄《法言·问神》的“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后有元末明初陶宗仪辑录汉魏至宋元笔记百卷为《说郛》。“学郛”的命名，明显是对于“说郛”的模仿。早在《说郛》成书时，元末著名文人杨维祯（1296—1370）便为之《序》曰： 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昔应中远作《风俗通》，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传世，况是集之用工深而资识者大乎！其可传于世无疑也[19]2借汇集各种笔记集中的经史诸子、志怪传奇、地理博物、稗官杂记以至诗话文论等，呈现包罗万象的学问境界，使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说郛》的这一旨趣，与现代的百科全书颇有相通处，故严复才会如此联想发挥。可否定清代学者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而独尊司马迁的《史记》，则又让我们意识到，严复对于“学郛”的想像，很可能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并非仅仅是资料丰富、卷帙繁多的文献汇编。 有趣的是，热心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黄人，曾积极参与《学桴》的事业。据校史记载，东吴大学1906年创办的学术刊物《东吴学报》，早年名曰《学桴》，创刊号的封面上，画一帆船行驶在波涛中，桅杆旗上飘有“东吴月报”四个红色大字。⑥“汉文教习”黄人所撰《学桴发刊词》，是这样解释该刊名称的：“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一部分也。”⑦ 可见，此“桴”非彼“郛”，一是借以渡海的竹木筏子，一是堆积如山的都市城郭，二者读音相同，体积及功能却不可同日而语。 二、“国学”与“大辞典” 谈及《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不能不牵涉其出版机构上海国学扶轮社。有关国学扶轮社的史料相当零碎，宋原放等主编、汪家熔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也只收录了郑逸梅所撰短文《国学扶轮社出版的几种书》⑧——此文初刊《古旧书讯》1984年第4期，后收入《文苑花絮》，改题《国学扶轮社出版几种巨著》。郑文主要介绍《香艳丛书》，可开篇这一段，在我看来，更具史料价值： 清末民初，上海有个出版机构，名国学扶轮社，是吴兴王均卿和山阴沈知方等主持的。出版了几种巨著，如《列朝诗集》，计五十六册。《清文汇》，一百零一册。《文科大辞典》，十二册。《古今说部丛书》，六十册。《明朝四十家小说》，八册。《适园丛书》，十六种。《香艳丛书》，八十册。扶轮社自己没有发行部，便归中国图书公司代为印刷发行。后来中国图书公司并入商务印书馆，许多出版物都由商务经售了。[20]269郑文提及林纾作序的《文科大辞典》，而漏了更有学术价值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实在不应该。至于以《香艳丛书》为中心，更是隐约透出某种鸳蝴趣味。 据宋原放等主编《上海出版志》，国学扶轮社1902年创办于上海[15]25,169；可有证可查的出版活动，却是在1905年以后。[2]277 至于本版书籍，主要集中在1909—1915年间刊行，1916年以后，似乎就没有什么活动了。国学扶轮社创办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室名粹芬阁，自号粹芬阁主，浙江绍兴人，早年失学，在书店当学徒。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此后，一边在商务工作，一边与友人合作创办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社、中华舆地学社等，1918年人世界书局，后任总经理。⑨ 另一位创办人王均卿，号文濡，别署新旧废物等，浙江吴兴人，南社社友，先后任国学扶轮社、文明书局、进步书局、中华书局编辑，其主编的《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说库》、《明清八大家文钞》、《续古文辞类纂》等，流传甚广，至今仍时有翻印。 黄人是否国学扶轮社的创办人、有没有直接介入其经营活动，历来众说纷纭。没有确凿的史料，黄氏的自述又相当模糊，读《国朝文汇序》，似乎是自己人（“此本社所以有《国朝文汇》之选辑也”）；可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又似乎颇有区隔（“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发心欲编词典，漫以相属”）。但无论如何，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非同寻常，单看其正式刊行的三部大书——《国朝文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国文学史》——都是由国学扶轮社出版，便可见一斑。 作为标榜“国学”的出版机构，创办于上海的国学扶轮社，确实以刊行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为主。黄人的编纂活动，在国学扶轮社的众多出版物中，显得相当“另类”。不妨以该社约略同时刊行的两部“大辞典”为例，看黄摩西的学术趣味与编纂策略。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纂者为黄摩西，这点确凿无疑；至于《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可就很难说了，版权页上只署“上海国学扶轮社校”，总给人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专门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汪家熔曾指出，《文科大辞典》是沈知方偷窃《辞源》的立意，“以《骈字类编》做底本，略加增删，加上注解”而成。⑩ 称《文科大辞典》为杂凑之作，这点没错；但要说是“以《骈字类编》做底本”，则又不甚准确。此说很可能受林纾为《文科大辞典》所撰序言的影响。林序从《皇览》说到大名鼎鼎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称：“然二书取材，皆盛选奥博之士为之审定，而议者尚复哗起。甚哉，欲餍人心之难也。”具体到《文科大辞典》的编排方式，林表彰其既“与欧西之辞典同体”，又有《骈字类编》的遗响(11)。[22] 无论编纂体例，还是释词方式，《文科大辞典》都显得相当陈旧，广告所称“辞典而兼类书功用，尤为是书之特色，临文之际，得此以润色辞藻”(12)，正凸显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伦不类。惟一显得有点时代特色的，是编纂凡例最后一则：“本书虽别于各类书，然为便于应用计，故特分四十类，如天文、舆地、岁时等，于每条注名、代、动、静、状、叹等字，下附列类名，并依日本索引表注，另列一目，注明某类在某画某字第几，以便检查。”可如此点滴改良，对于这部大书的学术质量来说，几乎全然无济于事。全书东抄西拼，随处捉襟见肘，名为“文科大辞典”，其词条有“小言”、“小道”而无“小说”，收“散人”、“散木”而不收“散文”，实在不得要领。至于释词之简陋，举两例为证： 【古文】：（名）（文学类）谓先王之典籍。《文选·剧秦美新》：“古文毕发。”（注）古文，先王之典籍也。（丑集37页） 【文章】：（名）（道学类）威仪文辞，皆为文章。《论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朱传）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子集91页）为何“文章”归“道学”，而“古文”又属“文学”，读者实在想不明白。至于先秦以降，作为文体的“古文”与“文章”，到底是如何演进的，更不在编者视野之内。如此一来，所谓的“大辞典”，只是检索词汇出处，以便读书人“临文之际，得此以润色辞藻”。 应邀为《文科大辞典》写序的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林纾，大概并没审阅书稿，只是凭空说好话。对于林纾来说，评价《文科大辞典》，不必看体例是否完整、诠释有无错漏，关键在于能否让国人重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并借此保存国粹： 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乘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今同社诸君用心如此之挚，立志如此之高，编纂是书，嘉惠艺林，余不敢以不文谢也。谨录其所见，以质海内淹博之君子[22]这种期许，与“国学扶轮社”的命名，以及《文科大辞典》上自刊的广告(13)，正相吻合。 至于严复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写序，估计同样也没看黄人的稿子，不了解其工作志趣。要不，不可能想当然地表彰其如何发扬国粹： 国学扶轮社主人，保存国粹之帜志也，其前所为书，已为海内承学之士所宝贵矣。乃今以谓徒于其故而求之，犹非保存之大者也，必张皇补苴，宏纳众流，而后为有效也。[11](第2册)277严复当然与林纾有别，明白“古不能以徒存也，使古而徒存，则其效将至于不之存”[11](第2册)276，更强调的是如何将“国学”发扬光大。但严复无论如何想像不到，他所作序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其实并不以“保存国粹”见长。 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正如其“凡例”所说的，“中外兼赅，百科并蓄”。工作重点在西学而不是国学，自然科学所占的比例比人文及社会科学还高，这与《文科大辞典》之在中国经书中打转，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敏感到这一问题，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曾特意指出： 这部词典虽亦刊载中国固有的学术用语和历史地理名词，然而仅录最主要用语，挑选至为严格；可是对于外国辞语，则悉力以赴，大量收录。[23]299至于词条的学科分配，有中国学者作了详细统计：“该辞典所收条目，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约为5500条，其余的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24] 这么说，全书收词11865条，大半篇幅给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这倒是很符合那个时代急于追赶世界潮流的新学之士的学术趣味。 因为注重的是新学，而新学语又大半来自欧西，故《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释词时，尽量“附列西国原文，以供参核”。这个特点，在“凡例”中已有大张旗鼓的说明。刊于《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卷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广告，再次予以强调： 本书参考专门学书千余种，提要钩玄，会通中外新旧各种学术名词，成一精粹完备之辞典。分门别类，详加考核，而科学新名词则多附以西国原文。后世学者论及此，总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其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这个特殊优长，必须略打折扣。因为，并非每个新学语，都附有“西国原文”。 单以世界文学部分为例，“印象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词条，并没有英文标识；而“象征主义”则英文外再加别名（Symbolism，表象主义、标象主义、标现主义）。不见“浪漫主义”，有的只是音译的“罗马第昔斯姆”（Romanticism）。更有趣的是，有些词条不仅标有英文，还有法文、德文，甚至拉丁文。编者明显是“博采众长”，以至留下了不少体例不一的瑕疵。至于世界史部分开列“大隈重信”、“大和魂”等条目，还有“北清事件”（庚子事变）这样的专有名词，在在提醒我们日本辞典的影响。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者，确实有“百科”的趣味、“世界”的眼光，可限于个人乃至当时中国学界的知识储备，看来只好杂抄故书了。正因此，没能真正兑现“附以西国原文”的承诺。即便如此，黄摩西等的抄书，还是有自家面貌的。若史学部分的“鸣沙山藏书”、“中日之战”、“《革命军》之狱”等，都是刚刚过去的史事，很可能没有现成的辞书可抄。而释文中不时冒出来的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也很能显示编纂者的“主体性”。至于解释英国小说家“迭更司”时，带进林纾的翻译；界说“新闻纸”时，插入“其起原，在我国，则邸抄、官报等为滥觞”；描述“杂志”时，称“吾国始于同治初教会中人，至戊戌以后而稍盛，然此起彼仆，能持久者甚少”[10](巳集、西集、亥集)44、15、50。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确信，黄摩西主持编纂《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确实是下了大功夫，而并非只是“剪刀加浆糊”。 在西学大潮日渐汹涌的清末民初，编纂百科辞书，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即使他们不懂外文，也已经有千余部中文译书可供剪裁。所以，只要中文尚可，有决心去编辑，总是可以成功的。”[25]18 可真要落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十八则“凡例”，百科辞书的编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比起众多率尔操觚的“作品”来，黄摩西之值得肯定，除了工作态度认真，还在于其学科意识的健全——尤其是在处理无关“时务”的“文学”学科上，显示了较为通脱的学术立场。 三、百科视野中的“文学” 编纂百科全书或“大辞典”，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条目安排，而是意味着某种知识体系的建构与铺排——包括学科分类、概念厘清、逻辑思考以及价值重估等。就好像法国启蒙运动的展开，与百科全书学派的编纂活动密不可分(14)；蕴藏在辞书编纂水平背后的，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深度与思想风云。你可以将晚清百科辞书的编纂，看作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界自觉“洗心革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说，新学界的蹒跚学步以及先驱者很难避免的“傲慢与偏见”，制约着整个百科辞书的编纂水平。这里，暂时略去具体条目之精细辨析，单从百科辞书中“文学”这一特定学科的崛起，显示其日渐稳健的前进步伐。 钟少华谈论中日近代百科全书时，曾简要介绍了42种清末刊行的百科全书型著述（包括百科辞典和百科丛书等）。[12]53—76 略加考辨，我们不难获得如此印象：绝大部分百科辞典或丛书，不设“文学”这一科目。道理很简单，对于关心“时务”、着意“启蒙”的新学之士来说，传统中国之重文辞而轻实学，正是他们所要刻意避免的“通病”。另外，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注意，作为新学语的“文学”，其时尚处“妾身未明”的状态。只是随着《奏定大学堂章程》的不断修订，国人方才日渐意识到“文学教育”的重要性[26]102—133；此后，作为Literature的对应物、而不是“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也才日渐被普通民众所体认。 这里，借三种早期百科辞书，看“文学”的尴尬处境，以及其是如何逐渐浮出海面的。 杞庐主人编《时务通考》，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全书共分天算、地舆等三十一门，号称三百万言。其中卷十九“学校”附有“语言文字”，主要条目包括“泰西学校有三等”、“各国学校总数”、“各国藏书楼”，以及“英国学校”、“法国学校”、“德国学校”等；附录部分则有“言语考原”、“读书三要”、“西国文字之简易”、“中国宜因西文制通行字典以广同文之治”等。编者所撰自序，从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到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再说到道光年间海禁大开，学风为之一变；接下来这一段，可谓“自述明志”： 有见于泰西之政治，时时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其学术更能夺造化之功，爰时取其法而行之，以辅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时务典籍，又为经济之一端，而统汇之书缺焉。仆纠集同志，贯串群言，合为一书，曰“时务通考”。[27]这里没有任何“文学”的影子，不管是传统诗文，还是西方小说戏剧；编者关注的是“更能夺造化之功”的科学技术，以及“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的政教制度——后两者方才是时贤眼中有用且急需的“时务”或“经济”。 上海鸿宝斋1901年第三次石印的《经济通考》（邵筱邨编），卷首刊有鸿宝斋主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撰序言，强调其“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故“通考”译介的内容，集中在“洋人之政教风俗，四民之业，专门之艺”： 近年以来，朝廷切实振兴，力除积弊，广通言路，种种所颁新政，类皆效法西人，然则士生今日，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尤贵能洞达夷情。夫是故邵筱邨先生是书之所由作也。编中分门十有六，网罗数千篇，凡洋人之政教风俗，四民之业，专门之艺，撷其最要者译之，参以当代名人论说。总其纲维，终不外经济大端，而详覈显豁，囊括无遗。[28]此书同样没有“文学”，且不少条目与《时务通考》雷同；值得关注的是，卷六“学校”中，收录了涉及中国时事的《创设学校议》、《女教》、《考试论》等。 钱颐仙选辑的《万国分类时务大全》，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申江袖海山房石印刊行。全书共四十卷，其中“文学类”竟占了三卷（二十至二十二卷），在晚清的同类著述中，可谓破天荒。可仔细辨析，这关于“文学”的三卷书中，包括“各国学校”、“各国文字”、“各国书院”、“各国学馆”、“各国算学”、“各国声学”、“各国光学”、“各国电学”等。以今人眼光看来，大概只有卷二十“文学类上”的第二节“各国文字”，那概述西方诗文小说戏剧的三、四千言，才真正当得起“文学”二字。从“至中国周初时，希腊有一瞽者，名曰和美耳，最长于诗”到“泰西诸国皆重词曲，而创始于希腊”，再到“希腊闺秀名撒弗者工于小诗”、“意大利人名曰丹低深明世故兼善立言”、“哥底素称博学”，“所著之《缶斯德》一书最为著名”等[29]29—32，总算是在认认真真地评述域外文学家的事业。至于将光学、电学等也都纳入“文学类”，实在出人意料之外，预感到此，编者在“凡例”中做了专门说明： 一、是编所收光学、声学、电学、重学等类，其中所学，虽皆制造工艺之事，原与“文学”两字判若天渊，似不能附入文学类。然编中所汇辑者，皆西国事西国学也。即“文学”两字，亦不过第就泰西各国语言文字所见诸纸笔者而言，故光学等类，统以算学，均分隶诸文学之末。[29](卷首)将“工艺”与讨论工艺的“学问”分开，只要写成“文字”，而不是停留在口头或操作层面，那就是“文学”——如此奇思妙想，倒是与章太炎《文学论略》中的说法颇为神似。(15) 可作者没有说明，谈论光学的书籍入“文学类”，而谈论“赋税”或“刑罚”的书籍，何以又归“政治类”？当然，这个兼及学校、诗文、博物馆以及教授光学电学书籍的“文学”，并非现代欧美人心目中的Literature。 有趣的是，将光学书籍纳入“文学类”，《万国分类时务大全》的编者觉得有必要做些辩解；可在“文学类”中谈论“学校”、“书籍”、“博物馆”等，则似乎是天经地义。实际上，在晚清文献中，经常出现将“文学”等同于或从属于“教育”的论述。就以当年影响极大的森有礼编、林乐知等译的《文学兴国策》为例，所谓“森君之使美也，除办理交涉事宜外，特奉朝命，就近查访美国文学成规，以为日本兴学之先导”；以及“美国广兴文学，百余年间，日新月盛。日本得其成法，以行于数岛之中，不过二十余年，各国递相引重”[30]，说的都是教育问题。书中第一篇，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Theodore P.Woolsey,1801—1889）复函，论述“文学”如何有益于富国，有意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有益于伦常、德行、身家，有益于律例、国政等[30]2—4，此等文字，与日后梁启超之畅谈“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31]，没有任何瓜葛。至于创办登州文会馆（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的狄考文（Calvin W.Mateer），曾代表泰西各国寓华教士组织的“文学会”，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其代拟的课程五花八门，可就是没有“词章之学”。“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的“文学会”，竟然如此蔑视“辞章”，实在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在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看来，“欲造就人才，必先振兴文学；欲振兴文学，必先广设学堂”。(16) 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 这里涉及晚清学人接受西学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分科原则(17)，以及在新的知识体系中，不同科目地位的升降沉浮。原先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词章之学”，在这个变动过程中，因其“不切实用”，而明显地被边缘化了。这一点，文坛和学界的感觉并不一致。单以书籍出版为例，19世纪后期（1850—1899）中国人的译书中，“文学”一科所占比例极小(18)；可从1900年起，经由梁启超等之积极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赋予“新小说”改良群治的重大历史使命，译介域外文学（尤其是小说）迅速形成热潮。即便如此，在很多学者眼中，“文学”依然不重要。比如，1903年8月，严复拟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列出了38门希望译成中文的教科书，其中就没有文学类。[11](第1册)127—128 对于中国或欧西的诗文小说戏剧，极端蔑视或过分抬举，都不是明智之举。与这种“轻重失衡”相对应的，是“文学”概念的界说不清。在王韬、郑观应、蔡元培等人眼中，“文学”确实是整个知识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不过，他们对“文学”一词的理解与界定，大都比今人设想的要宽得多。 王韬曾撰《变法自强》，主张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来测试、选拔人才。不谈“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的“武科”，就说“文科”吧： 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辩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32]35—37选拔人才时，“词章之学”依旧有用；可作为学校科目，王韬主张分为“文学”和“艺学”两大类：“文学”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四科，“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四科。至于辩论时事和直言极谏，明显不是学科，“此二者，以觇其作吏之裁断，立朝之风节而已”。也就是说，王韬心目中的“文学”，约略等于今天的“人文学”。 在《盛世危言·考试》中，郑观应建议设立各式学校，分科则“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陆军科与海军科）。其中“文学”六科的划分值得注意： 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33]299—300也就是说，在郑观应看来，同是“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涵盖除军事以外的一切人类知识；狭义的“文学”，则仅限于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 进入新世纪，“文学”的面貌终于变得日渐清晰。1901年，蔡元培出版题为《学堂教科论》的小册子，从教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在蔡元培的分科体系中，共设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名学、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科，其中的“文学”，包含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小说学五个分支。从“美术”以及“玩物怡情”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可还是稍嫌笼统。[34]139—152 两年后，“搜集中西名著，取其有关目前经国之旨者编辑成书”的《新学大丛书》刊行。[35] 这套丛书，分为政法、理财、兵学、文学、哲学、格致、教育、商业、农业、工艺等十类，其中的“文学”类，包括学术1卷、史学1卷、历史3卷、地理3卷、辞学1卷、语学1卷——至此，“文学”依旧包罗万象，而没能轻装上阵。 晚清学界，有对于具体文类（如小说、诗歌）的精细描述，有将文学混同于“教育”、“人文学”等的误会，也有文人学者对此边界心知肚明，只是没有给予明确的阐述——或者说了，但不曾广为传播。在百科辞书视野中，给“文学”以清晰的定位，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大学教授黄人身上。 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编者是这样阐释“文学”一词的： 【文学】（文，Literature）我国文学之名，始于孔门设科，然意平列，盖以六艺为文，笃行为学。后世虽有文学之科目，然性质与今略殊。汉魏以下，始以工辞赋者为文学家，见于史则称文苑，始与今日世界所称文学者相合。叙艺文者，并容小说传奇（如《水浒》《琵琶》）。兹列欧美各国文学界说于后，以供参考。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为美术之一。惟各国国民之性情思想，各因习惯，其言语之形式亦异。故各国文学，各有特色。以外形分，则有散文、韵文之别。而抒情诗、叙事诗、剧诗等（以上皆于我国风骚及传奇小说为近），于希腊时代，虽亦随外形为区别，而今则全从性质上分类。要之我国文学，注重在体格辞藻，故所谓高文者，往往不易猝解，若稍通俗随时，则不甚许以文学之价值，故文学之影响于社会者甚少，此则与欧美各国相异之点也。以源流研究文学者曰文学史。或以种族，或以国俗，或以时代，种类甚多，颇有益于文学。而我国则仅有文论、文评、及文苑传而已。[10](子集)106除了对文学的特性、风格、体式做了简要的描述，还涉及中西文学的比较，以及“文学史”的意义等。一个五百字的词条（这在该辞典中属于最长之列），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而且基本正确，实属不易。 编纂百科辞典，各学科的相互区隔固然重要，而不同学科的此起彼伏，更是耐人寻味。虽然意识到“文学”的独立价值，身处晚清，多少受制于“重时务”的时代思潮，黄摩西在设计涉及“文学”的词条时，还是稍嫌拘谨。中国文学54条，世界文学21条，合起来也才75条（其中还包括若干语言学条目）。这比起教育学89条、音乐131条，显得很不成样子。与世界史学的1593条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好处是，毕竟有了专门的学科与一定数量的条目。用“百科大辞典”的方式，让“文学”（而不是某一具体文类，如“小说”、“诗歌”等）在新的知识体系中获得清晰的地位，这一努力，还是功德无量的。 四、辞书与教科书 同样是强调学术分科以及知识的系统性，辞书、教科书的视野及趣味，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正因如此，晚清谈论辞书或教科书的，经常互相指涉，或扬此抑彼。至于将百册教科书集合起来，命名为《普通百科全书》（会文学社，1903），更是让我们意识到，在晚清学人心目中，二者关系之紧密。 更重要的是，辞典与教科书的编纂，所直接针对的，都是新式学堂的教师与学生。这点，各书卷首带有广告性质的文字，说得很清楚。《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本书之特色”称：“此书限于体例及字数、时间，诚不敢云奄有众长，但案头置一编，则或可举一反三，而收数十种普通教科书之益。教员可用，学子可用，稍通文义者亦无不可用。”而《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的《凡例》，第一则便是：“本书搜集各种体用词，为治修词学之材料，兼备教授国文者参考之用。” 以其时蒸蒸日上的新式学堂里的众多师生为拟想读者，这既是社会责任，也是生意经。这雅俗二端，无法截然分开。想想民国年间如日中天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是靠辞书或教科书起家的。这不是什么商业秘密，但凡做出版的，都会拼命抢占这两个市场。当然，正因竞争激烈，且投入较大，拼辞典、教科书而血本无归的，同样大有人在。 暂时按下商业运营不表，单说上海国学扶轮社的出版物，除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还有东吴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而这两者，同属一个学人。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值得认真推敲的内在联系。 要说“内在联系”，最明显的，莫过于百科意识与世界视野。这既落实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纂，也体现在《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中国文学史》共二十九册，著作权没有任何争议的前三册，属于导论性质，包括第一编“总论”、第二编“略论”、第三编“文学之种类”、第四编“分论”。如此高屋建瓴的论述，比起京师大学堂教习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来，眼界及见识均高出一头。林之不谈小说戏曲，除观念陈旧外，还可能受制于《奏定大学堂章程》（黄人任职的东吴大学，乃教会所办，不受此章程限制）。单就知识体系的建构、“世界文学”的视野以及对历朝历代文学与政治纠葛之理解，林传甲也都远不及黄摩西。 除了思路宏阔，还有喜欢“掉书袋”，如此积习，用来编纂辞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一章第一节“文学定义”，其引证之繁密，真是到了“卖弄学问”的地步。区区四千言，先后引述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狄比图松的《字汇》、科因西哀的《亚力山大扑浦论》、烹苦斯德的《英吉利文学史》、薄士纳的《比较文学》、朋科斯德的《文学形体论》，还有巴尔克、阿诺图、图腾氏、莫雷、纽门博士等人的说法，如此旁征博引，确系教授本色。 不妨选择“文学史”、“小说”、“自然主义”三词条，讨论黄人二书的联系，同时兼及五四以后相关辞书的编纂。 《中国文学史》第一编“总论”部分，提及“文学史”，是这么界说的： 然文学虽如是其重，而独无文学史。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而所持者又甚狭，既失先河后海之旨，更多朝三暮四之弊，故虽终身隶属于文学界者，亦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13](第一编“总论”)324—325临了还添上一句：后世诸多文人之所以画地为牢，就因为“无正当之文学史以破其锢见”[13](第一编“总论”)325。这段论述，与上引《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对于“文学”一词的解释，颇有关联。而比起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19)，更为妥帖，也更具针对性。 谈论晚清的小说界革命，大都会提及黄人的特立独行。“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36] 如此掷地有声的论述，不只见于《小说林发刊词》，更与《中国文学史》的论述相互辉映：“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盖真为智所司，善为意所司，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13](第四编“分论”)357 具体到作为文类的“小说”，以下两段出自《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的文字，各有千秋： 【小说】（文）为我国古学之一种。盖摭拾正则书史所不载者，大抵以神怪隐僻为主。古之虞初九百、齐谐、夷坚，世相传述。至唐代，士人失意，辄附会飞仙幽会妖怪盗侠事迹，成小说以自遣。至宋元，又创为通俗章回小说，为我国言文一致之一种。然衣冠之士，多鄙不屑道。近日海通，好事者迻译及西小说，始知欧美人视为文学之要素，化民之一术，遂靡然成风。而小说之编译日盛，劣多良少，阅者渐厌，小说之风衰已。[10](子集)43—44 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院本为设色押韵之小说。小说之能扫荡唐、宋历来之稗官家，犹院本之能扫荡汉、魏以下一切乐府焉。数千年炎黄遗胄之神州赤县，而左衽垂鬘者入而为主，院本小说其代表乎！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13](第二编“略论”)342前者受辞典体例的限制，只能蜻蜓点水；即便如此，也都是峰回路转，意到笔到。后者则摘自《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略论”，作者谈及元代文坛新兴起的院本与小说，不以中国文学为惟一标准，也不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如此目光，实在独到。至于引以为文学标竿的莎士比亚，很早就介绍到中国来；而另一位“和美儿”，即“希腊之叙事诗人，称为诗圣”的荷马。(20) 连载于《小说林》杂志的《小说小话》，以及摘自《中国文学史》的《明人章回小说》(21)，让我们领略了黄人的古典小说研究功力；而众多“世界文学”词条的编写，更显示了编者的修养与趣味。这里选择“自然主义”这一词条，看看黄摩西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与五四以后出版的“新文化”辞典，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自然主义】（世文）近代文艺上之一主义。19世纪中，以法国为中心，而弥漫欧洲大陆之新风潮。文艺制作之究竟目的，脱去一切技巧虚饰，而直描写人生自然之真相。其于人间本然之肉欲劣状，往往尽态极妍，纤悉不遗。因此有与一般道德，不相调和。要其方法，能以所受客观事物之影象，加以作者主观之情趣，表出自然之全景，未尝不可为惩劝对镜之资也。[10](寅集)83郝祥辉所编《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也有“自然主义”一词，其释文没能超越黄摩西，甚至给人大开倒车的感觉： 【自然主义】（Naturalism）自然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对于罗曼主义反动而起的近代文艺上底一种主义。这主义以为文艺的究竟目的，在于脱去一切技巧虚饰而描写人生自然的真相，就是以描写真为旨的。[37]61真正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辞书编纂水准的，还属唐敬杲的《新文化辞书》。该书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初刊，日后多次重印。其关于“自然主义”的释文，约4500字，层次分明，论述精当。引文章之开篇，以见一斑： 【Naturalism】（英）（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美学上和文艺史上有两种意义。在美学上所谓自然主义，是以模仿客观的自然为艺术底目的，或以为艺术底本领在毫无所粉饰以发挥人生自然的性情，就是照原样描写，照原样述说，是自然主义底真髓。在文艺史上所谓自然主义，是如那古典主义（Classicism）代表古代文艺思潮，如那浪漫主义（Romanticism）代表中世文艺思潮，而代表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后底欧罗巴——就是德意志，法兰西，俄罗斯，丹麦，斯干的纳维（Scandinavia），意大利——文艺思潮的。此外在伦理，教育，宗教，神学上，也都有自然主义思潮底表现。[38]661接下来，围绕英法等国崇尚自然主义的作家作品，展开详细的论述；最后，再回到教育上的、宗教上的以及神学上的自然主义思潮，略做介绍。如此“编著”（实际上应该是“编译”），方才算得上“百科全书”(22)。就篇幅以及编纂水平而言，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新文化辞书》和《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之间，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然，若考虑年代早晚，则黄摩西的工作更值得赞赏。 五、大学教授的事业 谈论黄人的编纂活动，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那就是，1901年东吴大学正式成立，黄人被聘为汉文教习，从此留教终身。换句话说，那位多才多艺、写小说论、编文学史、纂大辞典的黄摩西先生，不是一般的传统文人，而是教会大学的国文教授。对于晚清受西学影响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专家来说，“博学”似乎是通例，至于偏重“西学”，则与其工作环境不无关系。 金鹤翀《黄慕庵家传》对黄人之“于书无所不读，经史之学及小说，今之名学、法律、医药之说，催眠之术，莫不究”，大为赞赏。但谈及“慕庵之学问宏博，凡识之者莫不服”时，老友金鹤翀还是做了如下补充： 其在东吴大学，鹤翀与共事三年，鹤翀谓曰：“君前好浪游，若不至东吴，不能积学至此。”慕庵以为知言。[39]365—366称黄人之“博学”很大程度是东吴大学这个特殊环境造就的，这段话，只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摩西遗稿》卷首，收入汤哲声等编著《黄人：评传·作品选》时，不知何故被刊落了。[40]365—366 但我以为，此说很有道理，不该抹煞。 对“洋人”以及“西学”不太友善的金天羽，在《苏州五奇人传》中，从另一个角度，触及同一个问题。 光绪庚子，美教士孙乐文创东吴大学于苏州之天赐庄，礼聘太炎、慕庵为文学教授。太炎著《訄书》，讼客帝，客帝恶之，卒亡走海上。慕庵独留教终其身。……慕庵习于西教士之议论，往往隆侈欧、美而贬损华胄。……慕庵蓄书，必钩其纲要，书之简首，虽稗官野乘，亦必考校为某代某文人之撰著，虽穿凿，亦多可喜。[41]只说“博学”还不够，受文化氛围影响，摩西热衷于西学，这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编“总论”中，黄人曾借题发挥，表达对于国人普遍缺乏“世界之观念”的强烈不满： 盖我国国史，守四千年闭关锁港之见，每有己而无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风，多美此而剧彼，初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历史如是，而文学之性质亦禀之，无足怪也。[13](第一编“总论”)325作为一个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这个特殊环境，确实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据考，1903年，东吴大学共有教师十四人，其中美籍七人，华人七人，单看教师合影，似乎其乐融融。[42]35 而编大辞典，撰文学史，最有可能给予黄人学术支持的，是首任校长（1901—1911）兼史学教习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以及英文及神学教习、日后出任第三任校长（1922—1927）的文乃史（Waiter Buckner Nance）。当然，黄人的编纂工作到底得到哪位外国教授的具体帮助，因没有足够的史料，暂时只能付诸阙如。 大学教育讲究知识的体系化，这与“大辞典”和“文学史”的思路不谋而合。由大学教授黄人来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撰《中国文学史》(23)，虽系偶然，却也在情理之中。东吴大学到底创办于1900年还是1901年，历来说法不一(24)；我同意王国平的考辨，还是后者更为合适(25)。作为最初的汉文教习，黄人成绩突出，完全有资格放在校史中加以论述。[43]180—182 可我想追问的，是问题的另一面——这两部大书，真的是黄人的个人著述吗？ 严复谈及狄德罗等人之编纂《百科全书》，是“用分功之术”，“令专长者各羾所知，而两贤实司编辑”。而且，此举并非一蹴而就，“盖越二十年始成”[18]。而1978年正式起步，1980—1993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共74卷，则是凝聚了两万多学者和编辑十五年的心血。(26) 即此一端，就可明白，《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根本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著述。 晚清学人之编纂百科辞书，大都说不上严谨，甚至有“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就宣告大功告成的。(27) 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不至于如此草率，但也不是无懈可击： 故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君发心欲编词典，漫以相属。而鄙人亦遂忘其谫陋，毅然担任而不辞也。于是招马郑之彦，探佉梵之秘，析理分肌，州居部别。一更裘葛，成书一百数十万言。[10](序)有学者称：“他究竟搞了多少年，序中没有交代，估计要几年时间，宣统三年正月显然是最后完成日期。”[24] 这说法不对，作者明明提到“一更裘葛”，那就是约略一年时间。至于“招马郑之彦”，更是集合众多同道的意思。“马郑”者，东汉经学大师马融和郑玄之谓也。 编纂辞书，需要众人通力合作，这没有问题。撰写文学史呢？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中有一段话，值得仔细揣摸： 金丈叔远（鹤冲）曩在东吴大学，与摩西为同事，且同乡，交尤契。丈告余曰：《中国文学史》一书，非摩西一人之作。属于古代者，出摩西手。汉以后则他人所续也。[44]49我之所以对这段话颇为信任，除了黄、金之间有很深的交往(28)，钱仲联又是严谨的学者；更由于1905年被黄人引荐进入东吴大学当助教的吴梅，日后在北大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与黄著多有重叠处。而那些谈论戏曲的段落，后又被原封不动地塞进大东书局1926年版的吴著《中国戏曲通论》。很难想像是吴梅一而再、再而三地抄黄人，更大的可能性是，当初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本就包含了吴梅的思考与努力——尤其是那些谈论戏曲的部分。(29) 最后一个问题是，黄人编撰二书，明显有开拓之功，为何此事业没能继续下去？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除了关注狄德罗等编著《百科全书》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更考虑这部空前规模的“大书”在市场上的表现。“通过研究《百科全书》如何从出版商的计划变为现实，可以看到启蒙运动物质化的过程：从作者和企业家的抽象构思阶段发展到大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购买的具体的出版物。”我完全同意作者的意见，“追溯一部18世纪图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包括出版商如何草拟协议，编辑怎样处理文稿，印刷商如何招聘工人，销售商怎样推销产品，这确实是“一个好故事”。[45]508、4。可谈论清末民初的百科辞书编纂事业，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没有大量相关档案可供查阅。 辛亥（1911）孟冬刊行的《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其卷首有《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出版广告，让我们了解此书最初的发行状态： 本书参考专门学书千余种，提要钩玄，会通中外新旧各种学术名词，成一精粹完备之辞典。分门别类，详加考核，而科学新名词则多附以西国原文……叠印三版，早已售罄，兹屈四版，特备预约三千张，早购为幸。查现存第三版《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可知该书最初发行极好，五月初版，六月再版，七月便已三版。第四版准备再印三千，这计划是否实现，不得而知——到目前为止，未见第四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这是一个讲求分工明确的时代，不只编纂辞书需要学界通力合作，编得再好的辞书或教科书，假如没有强大的宣传推广，也都很难在市场上长期存在。黄人的早逝，国学扶轮社的衰亡，使得这两部大书过早地退出了市场以及世人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二书均“生不逢时”。作为后来者，我们格外欣赏黄人的“百科意识”，但也只能为其过早陨落的“百科事业”扼腕。 注释： ① 关于黄人生平及著述，参见王永健著《“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江庆柏等整理的《黄人集》中，诗词大部分来自稿本或抄本，文章及著作则曾于作者生前公开刊行。 ③ 参见姜椿芳《从类书到百科全书》第92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此说不太准确，实际上，康有为1897年编《日本书目志》就已经将“百科全书”一词引入中国。 ④ 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的目录及相关评述，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6—6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 据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906年春，严复曾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和《有强权无公理此理信欤》（第257页、第266页）。 ⑥ 参见张圻福主编《苏州大学校史》第1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但有一点必须更正，并非只有创刊号的《东吴学报》称《学桴》，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出版第二年第一期，依旧题《学桴》。 ⑦ 转引自王英志《〈学桴〉百年感言》，《新民晚报》2006年5月1日。另据王文，该创刊号现只存孤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 ⑧ 参见宋原放等主编、汪家熔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252—25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辑注者为此文加了个注：“国学扶轮社于1910—1913年在上海由沈知方等人合股开设。清末民国初有数以千计的中小出版社，草草开张，匆匆结束，极罕见有所记录。难得找到这篇，作一种线索提供给大家。” ⑨ 关于沈知方的生平及编辑活动，参见秋翁（平襟亚）《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之“书业怪杰”节，以及王震的《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二文载宋原放等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第278—283页、第479—49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 汪家熔在《还谈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中国编辑》2004年第2期）中称：“（沈知方）他在商务印书馆当高级职员，自己又与人合办‘国学扶轮社’。他知道《辞源》的编辑活动和商业价值，命国学扶轮社编辑模仿。以《骈字类编》做底本，略加增删，加上注解，印两个本子，一个叫《文科大辞典》，一个叫《文科大词典》，在1911年出版。” (11) 此则广告，刊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文科大辞典》卷首。 (12) 参见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卷首的“凡例”。 (13) 《文科大辞典》的卷首广告称：“自欧风和体渐深，文字之病，芜杂廓落，弥望荆榛，先正典型，飘摇欲坠矣。……捃摭群籍，积有年岁，始成百数十万言。诠释俱极明了，无扪烛谈日之弊；印证必穷源委，无数典忘祖之讥。” (14) 借用罗伯特·达恩顿的说法：“它阐明了知识是有序的，不是随意的；排序的原则是对经验信息进行逻辑思考，不是贯串传统的神启般的言说；而理性的标准，当被应用于同时代的制度时，将揭露出随处可见的荒谬和不义。”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等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第52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5) 章太炎《文学论略》称：“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见《国粹学报》丙午年第九号，1906年10月） (16) 参见狄考文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及林乐知所作跋语，《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4—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7) 关于王韬、陈炽、郑观应、宋恕、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家鼐、张之洞、盛宣怀、张百熙等人，如何从观念上或在实践中，尝试新的分科原则，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137—17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8)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2期）称，19世纪后期中国的译书中，“文学”作品只占0.5％；具体数字或可商议，但数量微乎其微，这点毫无疑义。 (19) 郝祥辉编《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上海：世界书局，1922年）有曰：“【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把文学上底作家、作品等，用历史的记述的，叫文学史。”（第25页） (20) 参见《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寅集89页“好美耳”条的释文。 (21)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刊行的黄霖等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首次收入黄人此文，引起小说研究界的普遍关注。 (22) 唐敬杲《〈新文化辞书〉叙言》（收入1923年版《新文化辞书》）称：“是不愿和通常的辞典一样，不过为释疑解惑，临时检查参考之用；却要包罗各方面完全而有系统的知识，成为比较上扼要精善的一部小小的百科辞书，以为知识饥荒中一种差可满意的救济品。”也正因此，此书英文名称：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23) 汤哲声等编著的《黄人：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称：“他还手编过《东亚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第7页），此说不知根据何在，这里从略。 (24) 关于东吴大学的历史，参见张圻福主编《苏州大学校史》第一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鹿忆鹿主稿《世纪春风——东吴大学建校百年纪念特刊》，台北：东吴大学，2000年；张曼娟等主编《坎坷与荣耀：东吴大学建校百年纪念文集》，台北：书林出版公司，2000年；王国平编著《东吴大学：博习天赐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王馨荣著《天赐庄：西风斜照里》，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25) 王国平在《东吴大学的创办》（《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2期）一文中称，以1900年或1901年为东吴大学创办时间，二说各有所据，而以1901年3月为最妥。 (26) 参见姜椿芳《从类书到百科全书》第19—47页，刘达《百科全书概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第224—225页，金常政《百科全书学》第56—61页。 (27) 朱大文、凌赓飏编《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上海：鸿文书局，光绪二十至二十八年【1894—1902】）的序言称：“同人有览（感）于此，因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不下数十百种，提要钩元，旁搜曲证，掇其精英，去其糠秕，融会贯通，以成一书。” (28) 参见王永健对黄人交游的稽考与描述，《“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第50—70页。 (29) 关于法兰西学院所藏吴梅北大讲义，我已将其收入《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至于这本石印讲义与吴梅此前此后著述之关系，参见拙文《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M]//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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