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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需要经典的什么 经典不过是一种借喻，文学经典在事实上并非宗教的教义文本，教徒们心中只有一个他们共同的上帝的声音，读者则很不相同，读者心中的阅读期待来自于每个人，千差万别，文学经典只是读者认知策略中认知活动的有效对象而已。 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需要文学经典的什么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人们在生活的经历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疑问和困惑，这些疑问和困惑并非都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有价值认同、身份确证、理想的达成、生命的安顿等方面。对此确有多种途径在做着回答的努力，诸如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科学等，但因它们都是从某种人为的角度展开的，所以总会让读者感到捉襟见肘。相反，文学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着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尽管柏拉图曾经想象着在他的理想国家驱逐诗人，黑格尔预测艺术将会被哲学和宗教所取代，海德格尔慨叹在技术统治的文化工业时代艺术作品沦为“曾在之物”、丧失了它原有的生命和价值，德里达宣告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走向死亡，但从文学的特点来说，它仍是使人实现人的自觉的最佳方式。即便是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2]这就是说，人只有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处境，“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即符合人区别于非人的属性，而文学是展开人的这种价值的最好的形式。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去“认识”的目的决不会是认识本身，人之所以需要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一定是试图来超越这一切，期待着以可能的方式来支配这一切。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是来自于对自我认识的和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H·帕克曾经说：“艺术的精神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建设性的，另一是沉思性的，两者都可以移注到生活中去。”[3]又说：“艺术的沉思精神，在应用于生活的时候，或许比艺术的建设精神更为重要。这并不是说，在两者之间可以划一条鲜明的界限，因为为了评判和欣赏起见，沉思总是要伴随创造而来，或继创造之后而来。不过，对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那一部分生活，我们的态度却必须是欣赏者的态度，而不是创作家的态度。我们无力干涉大部分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它，并在想象中改变它，那时我们就可以像看待一件艺术品一样来看待它。”[4]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不然的话，它就无所谓好坏，因为这同他们无关。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对前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把某种超越物质界的完美归之于它，对于后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无穷无尽的任务：自由地在想象中来欣赏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学会客观地和不从个人出发的观察生活以后，还必须悠闲地和善于感受地看待它，正像我们看待一件艺术作品一样，让不讲利害的感情——好奇、怜悯、同情和惊奇——有充分机会促成情绪的参加。”[5]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活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但我们不可以望文生义地把“艺术沉思”视为“思考”或“思索”，因为前者主要是借助个人性想象和发想来实现，后者主要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来实现。它们基本是两回事。米兰·昆德拉在一次讲演中曾引用了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在昆德拉看来，“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只有小说艺术才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因为“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6]读者深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虚构和想象的生活图景，读者与作品人物均无现实的功利关系，因而读者便有条件也有可能对作品所提供的生活情景进行二度想象和创造。无论是读者对小说意义的追问，还是对小说的二度创造都是读者独立沉思的结果，这种沉思使读者个人经历了一次从形象的生活情境中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超越现实和驾驭现实的过程，于是读者体验到某种个人精神的提升，仿佛自己高大了许多，仿佛自己成为对象的主宰，成为审美体验中的“原创者”。用萨特的话说：“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7]在萨特看来，“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8]但却不是世界的“原创者”，人只有在艺术的世界里，只有通过“写作”，才能使自己成为“原创者”。这里，萨特比黑格尔更深刻。在实际的现象里，文学也真地不断地显示着人的这种原创性。文学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复制，不是人性和人格的简单投影，而是对人和人生的一种超越。我们在文学史中看到的那些代表性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比生活更真实、比生活更理想、比生活更集中的艺术现象，就是文学的超越性的具体事实。这一切都是人在沉思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无论在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鉴赏上，原创性显然是一种普遍的追求。在一般情况下，原创性是人们判断文学作品，也是判断鉴赏活动高下优劣的价值标准之一。人们在评价文学的审美活动时，无论是针对其思想意义还是艺术价值都要用原创性的尺度加以衡量。在这一过程中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才能成为“原创”的，人才能在这审美情境中暂时成为支配世界的“原创者”，才能使人自己仿佛成为“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存在。这是人的本性和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是人应该表现出的勇于挑战世界，而不是像动物一味地顺应世界的本质，是人通过认识世界使自我得到新的生成，实现自我重塑的一次生命体验。读者在其中获得的审美感受就在于这种意识拓展和精神提升，进而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之所以“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 ，“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是因为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正所谓“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所表述的道理。人与非人的重要区别就是人会自觉地成长，自觉地不断塑造自己，而不是随波逐流。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9]这句话的深刻涵义就是在谈人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塑造的过程和必要性。古希腊的柏拉图为他的“理想国家”树立的“哲王”理想与中国儒家为我们树立的“圣王”理想，都是召唤人们自觉成长和自我塑造的旗帜。 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所以丹尼尔·贝尔说：“艺术家将会向社会揭示灿烂的未来，并以新文明的前景激励人们。”[10]事实说明，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捞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一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司马迁认为《诗经》是孔子删定[11]实不可信，后人亦多有质疑[12]，但孔子将《诗经》作为人们自我反省、自我塑造的样板式的象征系统却无可争辩，从《礼记·经解》所载孔子之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3]来看，足以让我们确信这一点。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谁读了《伤逝》都会意识到在子君和涓生的身上蕴含着某种新的和未来的爱情和家庭生活方式。在西方，《荷马史诗》中的传说，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末开始出现，一直传唱到公元前9到8世纪便形成两部史诗的模样，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雅典城邦统治者又组织学者们对其进行删改编订，形成文字稿。既然在那几个世纪之间有《荷马史诗》传世，按说就会有其它文学种类产生，但为什么只有《荷马史诗》占据着那样强大的传播势头？原因可能很多，但人们对英雄理想的价值认同也许是最为根本的能量，史诗中的英雄们不惜血腥杀戮，不惜自己血染杀场也要竭力实现做英雄的人生价值，这是当时人们共同的人生取向，史诗中英雄们也成了读者心中学习、成长和自我塑造的楷模。从《荷马史诗》形成过程看，既有民间也有官方的价值需要，体现着全民性的人生向往和价值追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派别众多、风格复杂，但它的文化批判倾向、异化主题却体现着当代人对世界、人生和自我人格的近乎残酷的反思，它对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极端推崇，对自我信任的偏激确认又无不显示着现代人的某种精神超越和对支配世界的向往。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除了上述情况之外，读者还会在文学经典的阅读中实现精神的安顿，心理的调适等。本文无意面面俱到。 必须强调的是，即便我们是为着审美欲求而阅读，我们所期待的仍然是一种“艰辛的愉悦”，是在“摸索学识教给我们行走的隐秘之路，并让我们拒绝轻易得来的快乐”[14]，否则就与在游戏、饮酒、蹦迪、钓鱼乃至摔东西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感没有什么区别。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对文学所能提供的审美经验的认知，并在体验式认知的过程中不断集中资源，重塑自我的精神结构、人格和气质。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曾说：“文学是一个巨大的想象世界的水库，每一个文本都提供问题的答案并提出更深的问题。”[15]这话很有道理，阅读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经典一边在对读者所遇到的问题做出回答，一边又在提出许多读者不曾意识到的新问题。文学经典应该是一种视域的代表，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每一次攀谈都是一次熟悉又陌生的谋面，读者所期待的是在与另一视域的交往中得到两样东西：一是对自我视域的认同和确证，从而获得来自于另一视域的支撑；二是寻找新的东西，以拓展和深化自我的原有认知，其客观效果常常是读者的阅读期待受到修正甚至颠覆，用耀斯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16]，这是阅读经典的最为重要的可能性，也是读者获得需要而不曾掌握过的力量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样一种读者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