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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VS西方： 参解真理 了悟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北大讲了多年的西方哲学课程。您讲西方哲学时，总会拿中国哲学来对比。您曾说，西方哲学里若干最惊人的东西，在中国哲学里早就有了，只是国人从来就不大重视它们而已。 辜正坤：我是这样说过。比如说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正反两面的因素构成的。他甚至认为，神灵也是由宇宙中一切对立的因素构成的。这在西方的确是石破天惊的思想。但是在传统中国，比赫拉克利特早得多的阴阳家和易学家，早就有这样的思想。阴阳家和易学家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类对立的因素构成，谓之“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还把阴阳对立论与更高层面的道联系起来进行阐释。他的道代表无，阴阳代表有。阴阳产生于道，等于是有生于无，也叫有无相生。他阐释的有和无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更加高妙。他比赫拉克利特要年长30岁左右。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了一些让古希腊人惊讶不已的观点，比如他的“飞矢不动论”，意思是在空中飞行的箭在每一时刻其实是静止的，并没有运动。这当然引起很多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来反驳，认为这是奇谈怪论，但总是反驳得没有力量。因为这个问题与时空问题纠缠在一起。究竟存不存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运动？空间是不是连续性的？不要认为只有西方人才会究诘如此怪诞的哲学问题。中国名家（逻辑学家）中的著名学者如惠施等就提出了诸多类似怪诞的哲学命题，比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矩不方。狗非犬。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等等。《庄子·天下篇》曾征引他们的如下命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意思是：飞鸟的影子并没有运动。再如：“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意思是：飞行的箭有时既没有运动也没有静止。这比芝诺的“飞矢不动论”还要奇特。芝诺只说飞箭其实并没有运动，惠施不但说飞箭并没有运动，还说飞箭也没有静止。他的说法比芝诺的多一层含义，更加令人惊讶不已。其实，芝诺和惠施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的命题里包含着极高深的宇宙时空存在原理。这个原理的答案有待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证实。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远比芝诺和惠施更早的印度佛教学里去寻找。按照佛理，事物的运动现象是一种假象，飞箭或飞鸟并没有进行毫无间断地连续性运动，它们的所谓运动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它们不断处于生灭状态而产生的一种相续性假象。这个原理和电影镜头中的运动现象是一样的。电影中人物动作的呈现实际上是假的，是电影胶片中若干固定的不同的人物动作被放映机连续播放后产生的运动假象，这就是佛学所谓的相续相。佛学阐释的这个原理，在中国1000多年前的佛学界是一种常识，许多禅宗法师都明白这层道理。但对于普通西方人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称赞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但您说他们和中国的佛家、道家相比，对真理只在参解、开悟的边缘。 辜正坤：这两位西方哲学家确实很值得重视。不过他们和中国的佛家、道家相比，好像快看见更高的真理了，却总是差那么一步。但是他们（包括所有的西方哲学家）有一个长处，是中国哲学家们比不上的，就是他们的陈述方式比较系统、清晰、逻辑性强。 康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者，其哲学体系极为缜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确认了人类纯粹理性的存在，但同时考察了纯粹理性具有哪些局限性。比如说，他认为人的意识不可能直接认识到自在之物（本真世界），而只能认识由我们的各类感官提供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概念和印象，我们自以为感知到和理解到的真实本体与自在之物本身至少相隔一两步距离。康德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他也很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自豪。但是，如果熟知佛学法相唯识宗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的看法过于肤浅。实际上唯识学早就仔细讲解了意识（第六识）如何只能对五尘（色声香味触）落谢的影子（法尘）进行思维、分别、推断，而无法对五尘（今人所谓客观世界）进行直接的认识。在和美国哲学家安乐哲教授谈这个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康德能够看懂我国大学者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那么，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就根本没有必要写出来了。实际上，距今1353年前的唐朝佛学大师玄奘法师，代表着当时全世界哲学思维的最高峰。他所了知的虽然是佛学，但实际上囊括了哲学界所讨论的所有最重大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维特根斯坦呢？他的语言哲学可以说是震动了西方哲学界。 辜正坤：对，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西方哲学家，其观点使西方哲学几乎产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认为西方哲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有时称不上是问题，它们只是由于哲学家们误用或模糊使用语言造成的伪问题，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只不过是语言的误用、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因此，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是要研究用来表述哲学思想的语言。语言的局限性有多大，人们心目中世界的局限性就有多大。结果，在他看来，世界并非是由千千万万的具体事物构成的，而是由各类语言性陈述的事实构成的总和。世界似乎成了一种语言事实构成的世界。仔细想来，我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的许多东西，包括宇宙内的亿万恒星，其实都只是一些语言陈述，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去经历、验证这些客观事实。我们内心的世界实际上是由千万种语言陈述组合的总体印象。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如此奇异，又如此让我们感觉他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奇异的道理，在中国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说法。老子的《道德经》一开始就点出“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事实与语言的羁绊是哲学家们难以解决的首要课题。早期的汉译本《金刚经》反复以“佛说什么，即不是什么，是名为什么”这样一种语言程式来教导众生摆脱语言名相的桎梏。但是，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在中国人所了知的佛学中，语言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被赋予极其奥妙的性质。现象可以浓缩为语言符号，谓之敛相为名；依据这种语言符号来引生现象，可谓之依名引性。于是，一句咒语亦可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因为这种语言符号像纲举目张的纲一样牵引着万千现象之目。换句话说，尽管万千现象相关之条理、妙义无穷无尽，无形相可见，但可以语言符号代表其意趣。语言符号可以显示法性。这种由语言符号（比如种子真言等）构成的有条理的网络状大系统，在佛学密宗里称为法曼荼罗。这种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可以是十方无量世界，比维特根斯坦的所谓世界不知大了多少倍。而佛学密宗认为大菩萨可运用其神秘的功能随心所欲地示现无穷的世界。这些东西，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所难以了知的。所以我说这些哲学家和中国的佛家、道家相比，好像只处于参解、开悟的边缘，他们的认知视界还需要大大拓宽，才能跟上东方思想家的思维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