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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在去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由他主编并翻译部分剧本，许渊冲、彭镜禧等二十余位学者参与翻译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的推出，是莎界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套译作标志着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英国BBC电视台于2016年4月23日黄金时间的世界新闻中，对此进行了报道。 他的目光，不仅聚焦于剧本里的世象百态，也映射在社会的制度理念、人类的生存状态之上。他在1988年就曾撰文称，中国将改革户籍制度作为打破城乡差别的重点，而消除户籍壁垒的政策仍是当前改革的重头戏；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他借用老子的话：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数年后，美国经济危机爆发，至今仍未走出阴霾。 网络上有这样一段有关他的文字：一、思想深刻、超前；二、知识渊博得令人震惊；三、汉语、英语都很精通，翻译精绝。他，就是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首位主讲中西文化比较的辜正坤教授。 学问思想三贯通 “博是基础，专是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各门学科紧密联系、互相贯通，因此您在读书中重视全方位多学科的阅读。作为人文领域的学者，您也通晓自然科学知识。为此，您曾多次倡导通才教育。请谈谈对学科研究“博”与“专”的看法。 辜正坤：我从小酷爱读书，生活中除了读书、思考、讨论、写作，几乎没有别的追求。几十年如一日。无论什么学科的书我都喜欢读，读得津津有味，其中用力最多的是佛学书。我读了50多年，大概读了5000多册书，获得了巨大的享受。广泛阅读给我的体会是：博是基础，专是提高。学问、思想譬如金字塔，如果基础宽厚，则虽高耸入云，亦能四平八稳。如果基础狭隘，却锐意拔高，难免有倒塌之虞。所以我历来提倡学问思想要三贯通，即古今贯通、文理贯通、中外贯通。在博的基础上来专，才可能真正钻研得高深。 这个问题涉及全世界的教育体制问题。现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制并不很鼓励博，而是主张专。专家、专科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博学科则几乎不存在。实际上许多博士毕业生的知识范围都比较狭隘，因为他们只能就某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中的某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并撰写相应论文。所以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博士，其实只达到了某个特定领域的某个专题上的“博”，与我们传统思想上的三贯通式的博览群书的“博”不是一个意思，甚至恰恰相反。这是典型的西方式学科体制，即分科制导致的“博士不博”现象。当然这样的西式体制，也有其道理。毕竟，社会更需要专才而不是样样都懂却欠专精的博才。但是，社会其实也需要博才或曰通才。按照我的观点，教育体制应该保障在培养出的全体人才中，85%左右是专才，15%左右是通才或博才。专才是关羽、张飞、赵云式的人物，通才则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专才，没有博才，则其整个管理机制一定是不健全的。尤其在国家的高级管理部门，更需要综合性博学人才。但是目前全世界的学科归类都具有分科过细的偏颇性，大学培养的人才多半是专才，却没有培养出通览全局式的博才或通才人物。这是西式教育体制的失败之处。中国教育体制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大胆改革，超越西方乃至全球传统的简单分科式体制，最终引领世界的教育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缺乏博学学科的现状是否会导致某些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便归类？ 辜正坤：是的。比如我在北大连续21年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的通识课，这跟博学科的课程设计相吻合。这门课程广受欢迎。它在北大长期居于选课人数最多的课程首位，被评为全国通识课优秀课程，在全国267门通识课中名列前茅。然而，由于它所涵盖的学科达18门，每年教务员都找不到一门可以容纳它的学科，于是它有时被归为语言文学学科，有时被归为社会学学科。当然，这些归类都不对。许多学者撰写的论文也往往由于隶属于多个学科而无法归类。 由于缺乏博学学科，研究生们的论文选题也往往是偏狭地一律倒向琐碎、细小的所谓专门性选题。琐碎、专门的知识汇总起来就会成为庞大的知识系统。这自然是好处。但问题也正在这儿，这些琐碎的专门化的知识，需不需要分析、整合、汇总？社会需要知识的树叶、树枝，但社会难道就不需要一棵整体的知识大树？谁来整合、汇总？——博才。但人们总是认为知识是无穷的，不可能设立面面俱到的博学学科。这样一来，每次讨论博士生选题时，你都会听到博士生导师要求他的博士生把选题缩小、缩小、再缩小。那么可不可以将选题扩大扩大再扩大呢？我认为可以、应该、必要。当然，不是所有的博士生选题都应该扩大范围，至少有一小部分博士生应该被鼓励扩大其选题，甚至越大越好。因为社会既需要小选题也需要大选题。社会需要专门的、琐细的、精准的知识，也需要笼统的、概括的、传神的知识。 简言之，将学科分类是正确的，但将各类学科进行综合也是必要的。有分有合，分合互补，才是完善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教育体制超越西方教育体制的宝贵机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