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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想象 多元文化给文学带来了无尽的想象源泉。伊甸园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人类之外更广阔的文明和文化表达。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只是人类的文化命题，而成为关于宇宙生命的基本命题。实际上，超人类主义思想近年来在加拿大崭露头角，方兴未艾。学者坎布瑞丽认为，人们应当在原有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范畴之外重新思考加拿大文学，把它理解为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局部、地域、国家、全球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家开始重新思考地方、空间和非地方之间的关系，文学从对人类本身的关注开始转向对地方、动物、后人类等新命题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后人类主义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超人类主义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支流。加拿大的超人类主义文学是超文化的想象，它关注文化和身份的流动性、互构性，强调人类与他者的相互依存和融合。实际上，加拿大文学有鲜明的超人类想象基础。阿特伍德的生态灾难三部曲《疯狂亚当》就探讨了基因人和科学狂人造成了后人类困境；而格迪·芭芭拉的《白骨》则描写了一个会说话的大象社会，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传说和社会体系，小说通过大象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文学想象中的超人类主义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界限，把视角扩大到人类中心之外的他处，作品常常以地方、动物等机器等为主角，探讨人类与动物的边界、文化的本质意义，并借此展开对社会伦理、人类道德和未来等问题的哲思。这些新命题目前是21世纪哲学界的关注焦点，并在加拿大得到了强烈呼应。加拿大文学进入了崭新的“他处性”阶段。人类社会被理解为一个永远不断涌变的社区，它永远处于过渡状态，超越了人类自我的范围。 2016年12月，文化旅途网公布了该年度10本最受加拿大人欢迎的文学作品，位列其中的有邓敏灵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劳伦斯·希尔的《非法拘留者》、扬·马特尔的《葡萄牙的高山》等，而高居榜首的则是安德烈·亚历克西斯的《十五条狗》。这本小说集幻想与现实为一体，把多伦多的真实场景和希腊神话相互糅合，虚构出一个独特的想象世界。小说既继承了加拿大超文化主义小说传统，又结合了动物寓言的体裁。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神、人和动物的三种不同生存状态，但作者选择以15条会说话的狗来对人类意识和价值进行批判，并试图回答尼采提出的哲学问题：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的苦难是否是人类自己的错误？知识和理性是祸是福？ 小说一开始，阿波罗和赫尔墨斯打赌，他们决定让一些动物具有人类的智慧和语言，测试它们是否能够幸福地终结一生。如果如阿波罗所说，人类智慧只是“一场偶有小益的灾难”，最终只会导致人类的苦难，那么赫尔墨斯就必须给阿波罗当一年的奴隶。15只兽医站中的狗由此拥有了智慧，甚至拥有创造语言的天赋。它们如同人类那样建立起了等级社会，由此引发了关于自由和民主、统一和集中的矛盾。在狗群领导阿迪克斯看来，由于人类思想的存在，狗社会中充满尔虞我诈，流血暴力不断发生。小说中的狗具备了一切人类社会的特质，如政治、人情世故、同情。一只名叫王子的狗甚至文思若泉涌，出口成章。狗不仅会英语，还发明了自己的语言。虽然这语言使它们能命名万物，但也带来了混乱和邪恶，它们常常用语言搬弄是非，导致了强烈的反智慧和反理性情绪。知识的获取更使狗群相互离间，因为个体意识的增强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 《十五条狗》本质上是哲学小说，它探索了人、神和动物各自的困境。神的赌注是对人类生存矛盾的试验，因为人的生存首先是动物性，受到本能的驱动，但同时又是文化和语言的存在。正像被任性的神点化的狗一样，人类的进化似乎也遵循了一条随机的轨迹，只是偶然变成了拥有理智的动物。作为灵长类的一员，人类在诸多方面远不如狗。因此人和狗的关系是共生互用的。在小说中，奥林匹亚诸神也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无法主宰自己的理智、思想和命运。他们对人类的死亡表示出极大兴趣，恰恰是因为他们面对死亡无能为力。诸神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赌注和事态发展的局势，就人类的幸福喋喋不休地争论，直到最后还试图加以干涉。小说结尾，正如人类的命运一样，所有狗都死去了，尼采预言的上帝也必须和人类一起死去，而神则不得不继续面对困扰他们的不朽生存问题。亚历克西斯通过人、神和狗的困境探讨了文化与自然、上帝与人之间的终极关系问题。 小说情节设计精巧，形式新颖，内容深邃，代表了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总体特征。在形式上，作家虚构出新的希腊神话，借用对狗的描绘暗示了希腊诸神。例如狗群领袖阿迪克暗示雅典的柏拉图派同名哲学家。其他狗则分别暗示傲慢的阿迦门农、残暴的埃阿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忠诚的阿耳戈斯。《十五条狗》继承了希腊神话史诗的传统，描写了人类与诸神及命运之间的争斗。 《十五条狗》获得前一年度的吉勒文学奖和罗杰斯作家协会奖，并成为2016年多家媒体和在线阅读网站最受关注的小说。小说令人联想到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伊索寓言》，动物会说人话，并成为人类道德图景的镜子。然而，《十五条狗》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动物寓言。其中的动物并非传统语言中的摹人论一样，只是人类的传声筒，表达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道德伦理。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自己只是一个狗类语言的翻译者，他赋予狗自己的语言，是因为他不愿意把狗描写成受人类奴役和指使的动物。因此，《十五条狗》表面上看来荒诞不经，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是一个关于现实身份的故事，与《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和《非法居留者》一样，是表达身份诉求的作品。小说借助狗的世界描写了移民群体在新世界和新环境的身份定义困境。亚历克西斯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幼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移民对他来说是一种关乎翻译的现实体验，这种文化转换的亲身经历通过人与狗的对照得以体现。作为一个移民作家，亚历克西斯时刻感到情感与理智间的冲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了他时刻可以回归但却遥不可及的情感世界，而加拿大则是一个不真实的理智世界，充满了各种现实规则、礼仪和逻辑。通过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故事，亚历克西斯表达了移民作家的身份“自由”，这使他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自由游移。因此，把加拿大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为两个对立的状态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小说中一只狗这样问道：“没有了懂你的人，你又是谁？”对亚历克西斯来说，这是一个终极的文化问题，是一个“移民者的问题”。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已经进入了“后信仰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加拿大呈现出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文学界不再相信鲜明的“加拿大性”的存在，文学写作也失去了“中心”，越来越走向国际化，涌现出大量的移民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写作应运而生。文化界通过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立。对于加拿大这个新生移民国家而言，“加拿大性”正体现在它的世界性之上。文学作品在消解“加拿大性”的同时恰恰表达了加拿大的多元性。诸如乌托邦想象、跨国界文学、超人类主义想象文学之所以在加拿大能够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这同加拿大的政治和现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