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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世界文学的星空，加拿大文学独放异彩。虽与英美同源，但加拿大文学在历史、构成、主题等方面却又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例如，加拿大广袤的荒野和极端的气候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关于自然、动物、空间、边界的想象成为加拿大文学的显著主题，令人耳目一新。在文化上，移民历史和全球化塑造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思维，以英、法语文化为两大奠基文明使加拿大被形象地比喻为“双头人”。此外，加拿大广泛认可包括原住民、各移民和族裔文化的平等文学表达，织就了加拿大文学绚丽多彩的“马赛克”图案，形成了鲜明的“无国界”和超民族写作特征，使加拿大文学成为21世纪超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之一。的确，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任何意欲寻找一个“具有鲜明加拿大特色”的文学的读者势必感到失望，因为加拿大文学似乎总是关于“别处”的文学。从2016年加拿大文坛的重要事件中，我们可以管窥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一睹加拿大文学的风采。 超国界的想象 2016年在加拿大文坛引起最大轰动的当属华裔作家邓敏灵。她的新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一举摘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吉勒奖两大桂冠，并获同年布克奖最终提名，引起国际广泛瞩目。邓敏灵1974年出生在温哥华，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邓敏灵的小说《确然书》中文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而她的短篇小说集《简单食谱》也在翻译中。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是一部超国界小说，它跨越太平洋，在中国与加拿大、历史与现在之间穿梭，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历史，个体生命如同滚滚洪流中的浪花，随着国家命运的巨涛起伏跌宕。从个体视角看，小说描写了梦想、热情与现实的强烈落差，故事讲述加拿大华裔数学家玛丽试图揭开父亲自杀谜团。小说主要人物包括一个钢琴家、一个小提琴手和一名作曲家。他们都曾经是音乐神童，痴迷于音乐，但随着理想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击，卷入了无法挣脱的历史漩涡。玛丽的父亲凯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他能够将交响乐作品演绎得行云流水，把听众带到令人神往的想象世界。然而，艺术的乐音和现实的噪音时时对峙冲突，音乐家们不得不“放大噪音”，在艺术、想象和生活之间做出无奈的选择，在丧失理性的世界结束生命。小说的叙事正像一部宏大的乐章，如复调音乐那样缓缓呈现中心主题——历史和个体的生命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向前推进，而是围绕着一个不断变化的核心循环往复，以螺旋式轨迹不断旋转和重复过去。 邓敏灵的小说属于流散写作范畴，作品中充满了乡愁，现实中每每浮现出无法忘怀的过去的影子。少年玛丽出生在加拿大，随着母亲的故事，她的思绪飘向父辈的中国，小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忽跳动忽逗留，最终回到现实中的加拿大，主人公就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苦苦寻觅着自己的归属。中国对于邓敏灵来说是遥远的故土，但在母亲的记忆中仿佛近在咫尺，又按自己的想象逐渐构建出它的轮廓。作者把个人、家庭、祖国和异邦的历史片段连缀起来，用斑驳的色块涂抹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自我的历史总是无法摆脱过去的缠绕，小说在人物各自的叙述中构建出一层层故事碎片。 小说中玛丽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中文，但故事就是随着她的讲述艰难地行进，并不断有事件或人物被遗忘和重新捡起。通过碎片式记忆，作者从来自中国的一堆笔记中“拼凑”出一段段历史碎片，仿佛暗示历史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叙事，是不断修正和演化着的现实的影子。小说第一部分由八章组成，顺序排列；但第二部分的标题却是第〇部分，按反序排列，从第七章到第一章。小说的尾声部分则只有短短10页。故事时间在各章节中辗转跳跃，围绕两个家庭的六个角色展开。与此同时，作者还独具匠心地采用平行隐喻的手法，穿插了斯帕罗（即“麻雀”的音译）的手抄本《纪实》所写的冒险故事。这本来历不明的手稿暗指司马迁的《史记》，把小说变为一个神秘文本，没有故事的确切作者，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故事也没有结局。手抄本只能在民间私下传播，并随着传抄，被不断地扩充、修订，更杂糅了虚构与真实、历史和现在。同样，小说本身也和小说中的小说环环相套，错综复杂。通过这种叙事手法，邓敏灵暗示，历史是一个宏大的口头仪式，由所有普通人共同叙述并不断加入自己的故事，将它改编成一段共同的命运史。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是国家级文学奖，由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每年评选一次。评审委员会从上千部英、法语作品中选出入围作品，颁发小说、戏剧、诗歌、翻译等六大奖项。从1937年至今，总督文学奖已颁给了200多个作家、诗人，但华裔得主寥寥无几。1985年，弗雷德·华因《等待萨斯卡切温》首获总督奖，1996年余兆昌因《幽灵列车》获奖，直至20年后邓敏灵再斩桂冠，这表明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影响。《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同时获得了吉勒奖。吉勒奖创立于1994年，每年评奖一次，是加拿大奖金数额最多的文学奖。获奖者包括众多国际知名作家如阿特伍德、门罗、翁达杰等。邓敏灵是继2006年林浩聪后第二个获得该奖的华裔作家。邓敏灵的获奖反映了加拿大乃至北美第三代华裔移民的崛起。他们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摆脱了第一代华裔的生存窘境，逐步踏入了精英阶层。然而，第三代华裔作家已经以英语为母语进行写作，关于祖国的记忆常常虚无缥缈，甚至发生变形。尽管中加文化的冲突也令他们产生身份的困惑和文化的彷徨，但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已经西化，作品中描绘的故国也和现实中国有不少偏差。流散文学中对故土中国的想象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中国，这加剧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和文化精神的错位，使得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超然的混杂身份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