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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的现代性”虽是旧调重弹，但将1841年龚自珍逝世之年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可谓旧曲新唱。在王德威看来：“从多种方面来说，龚自珍的人生和著作均可视为一条纽带，与早期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显著的诸般特点紧相缠绕。尽管出身士绅阶级，接受了深厚的儒学考据训练，龚自珍却广为宣传他对‘情’和‘童心’极具个人化的阐释，以此回应晚明的‘情教’论。”在王德威看来，龚自珍认为“情”是人性精华所在，这点与李贽、王士祯、袁枚一脉相承，龚自珍“更进一步地相信，声音及文化构制，即语言，是情的直接表现”，“更珍视‘情’为一种持续的政治和文化动力，他希望在这样的语境中重新理解历史”。作为章学诚反传统史学的追随者，龚自珍在公羊学派看到了相似的精神，认为：“历史必将首先发生衰颓，触目所及，复兴无望。” 龚自珍承袭了李贽、王士祯、袁枚等的尊性重情，其在“尊心论”基础上对传统的“道”的批判就深度和力度而言，可能有所深入，但其视域依然在传统的“天下”和“道”之内，并未跨出李贽、王士祯、袁枚的圈限。史实也证明，其“主逆复古”的文学变革途径并不如与他并称的魏源的“经世贯道”的变革途径更具有可行性。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离世，其虽具有反叛思想和精神，但其视野情怀依然是传统的士大夫。魏源则有幸成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上都认为，两人都主张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时代的文学，强调文学的“经世匡时”功能，并无多大区别，只是转换再造的方式不同，龚主张“尊心”，魏主张“经世”。曾朴曾云：“龚定庵、魏源两人崛起，孜孜创新，一空依傍，把向来的格调，都解放了。魏氏注意在政治方面，龚氏是全力改革文学。无论是教导诗文词，都能自成一家，思想亦奇警可喜，实是新文学的先驱者。”（曾朴：《译龚自珍〈病梅馆记〉题解》）在思想上，两人在后期差异很大。龚自珍提出了“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众人造天地论’、追求精神解放的‘尊心论’、预言未来时代大变革的‘三时说’”三个具有近代意识的命题。但由于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就去世，没有、也没有来得及了解西方，趋向传统和守旧。魏源则编纂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地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了中国近代化的萌芽。因而，倘要说龚自珍的“尊情”文学标志着现代文学的开端，可能不如说魏源的“经世”文学标志着现代文学的肇始更能经得住考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