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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是对高尔基文学理念的阐释 陈建华：钱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苏联文学的？ 钱谷融：我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接触到苏联文学的，也读过一些作品。就其成就和艺术价值来说，也是多姿多彩、不乏佳作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苏联文学给予我们的影响就特别巨大而深切。 陈建华：您的那篇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1957年发表的，文章问世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对俄苏文艺批评家很熟悉，对当代苏联文坛的动向也很了解。您的文章就是从阐释高尔基把文学称之为“人学”的见解切入的，文章一开头就结合中国文坛的现状，批驳了当时苏联文坛的理论权威季莫菲耶夫的一个错误论点，即“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 钱谷融：这个论点确实是我的文章所要批驳的一个核心观点。当时的苏联文坛对这个观点毫无异议地接受，在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按照这个观点，人在作品中就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内心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真正个性的人呢？假如作家从这样一个抽象空洞的原则出发进行创作，那么，为了使他的人物能够适合这一原则，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他就只能使他的人物成为其心目中的现实的图解，他就只能抽去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抽去这个人物的灵魂，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傀儡了。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在当时是一种支配性的理论，在我们的文坛上就多的是这样的作品：就其对现实的反映来说，那是既“正确”而又“全面”的，但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件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引不起人的兴趣了。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物的描写，绝对写不好真正的人，而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注意中心，否则就抽掉了文学的核心，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因此我认为，对于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见解，有必要特别加以强调——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再次强调的必要。 陈建华：当时学界在讨论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其创作方法的矛盾。有学者认为，托尔斯泰的进步思想之所以在作品中占优，原因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对此，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谷融：这个结论在当时也很流行，但它无疑是错误的。一些学者机械地搬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认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一类作家创作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先进的创作方法突破了其落后的世界观，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是这种解释过于机械和生硬，不能令人信服。即使就常识上来说，也是很难说得通的。在我看来，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真正的艺术家绝不把他的人物当作工具、当作傀儡，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的人物身上。这里，重要的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态度，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评价。假使作家并不尊重他笔下的人物，假使作家对他的人物做出了错误的评价，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了。而对人物的态度问题、评价问题，与其说是现实主义问题，不如说是作家的美学理想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了。 陈建华：您对俄苏批评家的不少著述有过研究，发表过不少中肯的意见。譬如，E.多宾的论文《论情节的典型化》和《论情节的提炼》。这两篇文章译介到中国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的观点被当时的中国文坛普遍接受。而您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并进行了质疑。 钱谷融：应该说，多宾的这两篇文章中有不少见解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关键的观点我认为有问题，如果不加以纠正，会对我们的创作实践带来危害。譬如，他在文章中谈到，果戈理之所以将《外套》素材中顺利的结局改为悲惨的结局，是因为它符合“典型性”原则。在我看来，多宾的这个见解完全脱离了果戈理的内心感受、内在要求，脱离了作家的创作冲动，而完全从外面、从作品的客观意义上来立论，仿佛把艺术创作完全当作纯理智的事情来看待了。在我看来，是因为《外套》的素材冲击了果戈理的心灵，使他看到了许许多多卑微的小公务员的面影，他不得不提起笔把他心头所蓄积的爱和恨，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尽情倾诉出来。我的说法和多宾的说法中间有着重大区别：一是以人物的创造为核心；一是以“典型性”的要求为枢纽。一是从作家本身的感受，从他对现实的理解、认识，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感情出发；一是从作品对现实反映的深广程度，从作品的思想意义的要求出发。从前一说来看，人物形象的胚胎是在作家的心灵中孕育出来的。从后一说来看，则人物形象仿佛是可以根据作品的典型性的需要而随心所欲地加以捏制的。显然，前者是符合文学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后者则有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危险。 陈建华：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多重因素的作用，20世纪是俄苏文化深刻影响中国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您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当然，如您前面所说的那样，有些错误的理论也对我们的文坛产生过不良影响，过于浓厚的政治倾向也一度阻碍了人们对俄罗斯文化的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 钱谷融：是这样的。近100多年来，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之密切，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回顾两国文学相互交往的历史很有必要，特别是要认真总结一下其间的经验教训，这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今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