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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19年9月生，江苏武进人，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1951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因倡导“文学是人学”的观念而产生全国影响，1980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等职。 钱先生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其主要著述有：评论集《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艺术·人·真诚》《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文学的魅力》《当代文艺问题十讲》等，散文集《散淡人生》《闲斋忆旧》等。他还主编了多种文学丛书和教材。2014年12月，钱谷融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作为与五四运动同龄的知识分子，钱谷融先生已近百岁高龄。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将为钱先生庆祝百年华诞，并“广邀海内外专家学者，隆重举行学术研讨会，让亲承先生指授沾溉的数代学人重聚丽娃河畔，再度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感受先生的人格力量，重温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誓言”。 当年作为学子，我曾有幸聆听钱先生精彩的讲课和讲座，后来又有机会与钱先生有过不少交往。多年前，我从钱先生俄罗斯文学“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的话语中发现，钱先生与俄罗斯文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俄罗斯文学正是我研究的领域之一，可以向钱先生请教的问题很多。最近，我再次来到钱先生家中，既是在其百岁寿庆之年探望他老人家，同时也想再与先生聊聊他与俄罗斯文学的那些往事。 “俄国文学影响我的整个心灵” 陈建华：钱先生，20年前，您为拙著《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写了序。在那篇序言里，您说自己是“喝着俄国文学的乳汁而成长的”。您这样写道：“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它深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我观照万事万物的眼光识力，乃至我的整个心灵，都与俄国文学对我的陶冶熏育之功不可分。”这段话的分量很重，俄罗斯一家重要刊物曾引用您的这段文字，以此来说明您及与您同时代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文学的关系。那么，您是在怎样的情景下接触到俄国文学，并开始对其产生兴趣的呢？ 钱谷融：我已经不记得最先接触到的是哪一部俄国文学作品了。不过，我记得最初读的那本书当时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如醉如痴，使我废寝忘食。当然，只要是真正的名著，不管它是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能吸引我，但是论其作品数量之多、吸引我的程度之深，则无论哪一国的文学，都比不上俄国文学。俄国文学是与我青年时代的生活紧密联系着的。 我是1938年考入中央大学的。那时中央大学正内迁到四川，校址设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另在柏溪建立了分校，那里环境很幽静。我那时正沉浸在对父母和家乡的怀想和思念中，便借着小说来排遣。在高中以前，我读的主要是中国的旧小说，进了大学才开始接触外国小说，这使我一下子眼界大开，面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到许多与旧小说里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风尚习俗，与我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引起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起对青春、对未来岁月朦胧的憧憬和诗意的幻想。一个时期，屠格涅夫使我十分着迷，他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空闲时光，《初恋》《春潮》《阿霞》《浮士德》……我一部接一部专注地阅读。屠格涅夫作品中清幽隽永的抒情气氛，他那充满感伤和哀愁的调子，与我自己思念亲人和家乡的凄凉悲苦心情结合在一起，使我深深地陷入一种流光易逝、好景难再的悲凉哀伤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可是，说实在的，我也并不真想从这种境地中挣脱出来，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悲凉，却是种甜蜜的悲凉；尽管哀伤，却是种温馨的哀伤。实际上我是乐此不疲的。 陈建华：除了屠格涅夫，您对契诃夫也很熟悉。我们系（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在为大学生演讲时谈到契诃夫的《海鸥》，特别投入，非常陶醉，好像整个人都沉浸到作品的艺术境界里面去了。 钱谷融：契诃夫这个作家，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接触也比较早。在我看来，他的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远在莫泊桑和欧·亨利之上；他的戏剧作品同样很出色，当年肖伯纳在看了契诃夫的剧作后居然想把他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我觉得也弥漫着一种哀愁与忧郁的气氛。他的哀愁虽是淡淡的，忧郁却十分浓重。你刚才提到的契诃夫的《海鸥》，我其实不止一次在讲座或文章中提到过它。这部剧作第一次在俄国皇家剧院上演时给演砸了，演员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剧本，感情不合拍，找不到恰当的节奏和色调，契诃夫的富有诗意的台词，却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后来，这个剧本改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领导的剧团演出，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胜利的标志。我给学生强调的是，艺术这东西差不得一点点，对于契诃夫作品的把握尤其如此。契诃夫在剧作中不会让他的人物毫无节制地去铺陈感情，他的人物都是比较含蓄的，倾向于自我克制的。他的剧作抒情性和动作性结合得很好，抒情性更鲜明、更突出些，而动作性要清淡得多、朦胧得多，仿佛只是渗透、交织在抒情性之中的一种配色。 陈建华：您刚才在谈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时，都提到了令您心动的哀愁与忧郁的色调。您怎样看待这种俄罗斯式的忧郁？ 钱谷融：这种哀愁与忧郁不单单在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存在，在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德》中，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都存在。推而广之，几乎在所有伟大的俄国作家作品中，都不缺乏这种哀愁与忧郁的色调。我想这是与俄国人民长期处在专制政体的高压下所产生的实际感受相一致的。中国过去也长期处在封建专制政体的高压下，人民都经历过类似的苦难，所以对俄国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特别易于接受。但我觉得在中国旧时代文人的笔下，虽然也同样摆脱不掉哀愁与忧郁的成分，却总是与俄国作品有所不同。中国文人的哀愁与忧郁，大多是偏于个人一己的切身感受，缺乏一种大气。而俄国作家的作品却往往超越于个人之上，直接与广大人民的感受相通，里面饱含着人民群众的血泪痛苦，充满着恳挚深切的人道关怀。这恐怕与这片广漠的黑土上形成的厚重的民族性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