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清以后，明朝的遗民利用手中的笔，抒写亡国之痛，鞭挞明朝的降将、叛臣，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反清复明的心愿。王夫之根据唐传奇《谢小娥传》和《拍案惊奇》卷一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改编成《龙舟会》杂剧，鲜明地表达反清复明思想。谢小娥的父亲、丈夫在唐人传奇中有姓无名，在话本小说中被称为“谢翁”和“段居贞”，王夫之则给谢小娥的父亲、丈夫分别取名为“谢皇恩”和“段不降”，目的就在于讽刺、鞭笞那些背叛朱明朝廷，投靠新朝的降将、降臣。杂剧通过一个柔弱女子谢小娥为父、夫报仇的行为，有力反衬出明朝降将、降臣的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清初遗民思想在小说作品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清代《女仙外史》作者吕熊曾明确提出此书的取名原因，刘廷玑《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对此有所记载： 岁辛巳(按：康熙四十年)，余之任江西学使，八月望夜，维舟龙游，而逸田叟(按：吕熊号逸田)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日：“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68) 吕熊，苏州府昆山县人，出生于明末。吕熊的父亲吕天裕是一个颇具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69)父辈的熏陶以及目睹清兵在江南的种种暴行，使吕熊坚定了反清复明的信念，他有感于明代“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事迹湮灭无闻，希望通过创作《女仙外史》以“褒显忠节，诛殛叛佞”，(70)补充《明史》记载之不足，并由此抒发个人情怀。他在此书第十九回《女元帅起义勤王 众义士齐心杀贼》肯定唐赛儿率义兵勤王的行为，在清初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描写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内涵。《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义士万古流芳 烈媛贞姑千秋表节》，陈奕禧回评曾对小说的创作主旨予以揭示：“(吕熊)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71)可见吕熊创作《女仙外史》的“大旨”在其小说命名中就得到集中体现。 正因为如此，在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数次查禁《女仙外史》，清人周召《双桥随笔》卷二指出：“文人之笔，有离经畔(按：同“叛”)道而启人以诞妄邪淫之习者，如《女仙》《剑侠》《述异》《搜神》《灵鬼》《暌车》《北里》《平康》《比红儿》《小名录》之类是也。”(72)《女仙外史》虽然是被列为“淫词小说”而禁毁，实际上禁毁此书的深层原因则是它所隐含的反清复明思想。 清初陈忱托名“古宋遗民”创作《水浒后传》，卷首有署名“雁宕山樵”作于万历戊申(1608)的序言，小说中还印有“元人遗本”字样，貌似元明时期所作，实际上这些都是作者为躲避清初统治集团的打击、迫害而作的“伪装”，清代俞樾根据沈登瀛《南浔备志》考定为陈忱于清初所作，寄寓遗民思想。雁宕山樵在《水浒后传》卷首序言中抒发出作者的遗民心态：“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按：原字模糊)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73)清初一些小说借宋金冲突表达反清复明思想，例如钱彩的《说岳全传》歌颂南宋将领岳飞抵抗金兵入侵的爱国行为，鞭挞、丑化金人，倡导民族气节，“内有指斥金人语，且词内多涉荒诞”。(74)作为与辽金一样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很害怕《说岳全传》这类的小说戏曲作品，因此对此加以禁止。乾隆皇帝于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禁毁戏曲时指出：“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75)这则材料也从侧面表明清初借宋金冲突表达遗民思想的戏曲小说作品是普遍存在的。 以小说命名自寓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这类作品在明清时期较为常见。《草木子》是明初叶子奇撰写的一部文言小说集，涉及的内容很广。叶子奇为当时浙西有名的学者，洪武年间曾担任岳州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市)主簿，后因事牵连无辜下狱，在狱中撰《草木子》一书。叶子奇见闻甚广，知识渊博，他在《〈草木子〉自序》中交代为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草木子”的原因：入狱以后，担心身遭不测，“与草木同腐”，所以取名“草木子”。(76)据《草木子》一书正德刻本序，叶子奇别号“草木子”，(77)因此此书命名也是按作者字号命名。取名“草木子”，与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史记》一样，实为感慨而作，感慨个人的命运如草木一样微不足道、生命短暂。 清代小说创作中以小说命名自寓的现象比较常见。吴敬梓《儒林外史》以杜少卿自寓，金和同治八年撰《〈儒林外史〉跋》云：“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78)同治十三年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例言第五则云：“原书不著作者姓名，近阅上元金君和跋语，谓系全椒吴敏轩征君敬梓所著，杜少卿即征君自况，散财、移居、辞荐、建祠，皆实事也。”(79)杜少卿是作者着力描写的重点人物之一，他不像一般的封建士子一样积极投身科举考试，而是拒绝科举，蔑视礼教，轻财尚义。吴敬梓的人生经历、性格与杜少卿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同样辞却征辟，同样蔑视礼教，作者借杜少卿这一人物自寓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 曹雪芹以《红楼梦》自寓人生经历，甲戌本《〈石头记〉凡例》称：“《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80)《石头记》书名寄寓着作者个人及其家庭在石头城(即金陵)的经历，清代周春《〈红楼梦〉约评》云：“开卷云‘说此《石头记》一书’者，盖金陵城吴名石头城，两字双关。”(81)清代王希廉《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回评亦云：“‘石头记’者，缘宁、荣二府在石头城内也。”(82)脂砚斋评本多处提到“真有是事，经过见过”“真有是语”“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等语，证明《红楼梦》所叙之事多为自己和小说作者亲身经历。 乾隆年间夏敬渠撰《野叟曝言》，其书名和人物命名均体现自寓倾向。首先考察其书名。野叟，指村野老人。《野叟曝言》命名出自《列子·杨朱》中“负暄献曝”的故事，这则寓言中宋国农夫欲以“冬日负暄”求赏于君王。《野叟曝言》作者郁郁不得志，以野叟献曝而自寓，意谓自己象宋国田夫一样“自曝于日”，作此清谈之言，正如《野叟曝言凡例》所言：“作是书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余回洋洋洒洒文字，题名曰《野叟曝言》，亦自谓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83)与此同时，在“野老无事，曝日清谈”之际，犹如宋国田夫一样不忘君王，忠心可鉴：“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84)其次考察其人物命名。小说描写明代苏州府吴江县文武双全的士子文素臣(名白)的一生功绩。小说主人公文素臣是作者自寓，黄人《小说小话》指出：“《野叟曝言》，作者江阴夏某(名二铭，著有《种玉堂集》，亦多偏驳。此书原缺数回，不知何人补全，先后词气多不贯)，文白即其自命，盖析夏字为姓名也。”(85)黄人揭示出小说作者夏敬渠利用拆字的形式，从姓氏“夏”中拆出文、白二字作为《野叟曝言》主人公的姓名。文白官至尚书、宰相，娶二妻四妾，富贵至极。很显然，作者夏敬渠晚年撰写这部小说，意在借文白的人生境遇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表达自己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梦想。清代乾、嘉年间的文人屠绅(号磊砢山人)所撰《蟫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云：“书中有桑蠋生，盖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86) 晚清时期，以小说命名而自寓的现象较为常见。清代魏秀仁撰《花月痕》，其咸丰戊午年(1858)撰《〈花月痕〉后序》云：“嗟乎！《花月痕》胡为而命名也？作者曰：余固为痕而言之也，非为花月而言之也。……夫所谓痕者，花有之，花不得而有之，月有之，月不得而有之者也。何谓不得而有之也？开而必落者，花之质固然也，自人有不欲落之之心，而花之痕遂长在矣；圆而必缺者，月之体亦固然也，自人有不欲缺之之心，而月之痕遂长在矣。”(87)《花月痕》是一部以妓女为描写重点的长篇小说，叙述韩荷生与妓女杜采秋、韦痴珠与妓女刘秋痕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韩荷生成就功名，杜采秋被封一品夫人；韦痴珠则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刘秋痕自缢殉情。林家溱《花月痕考证》云：“韦痴珠为先生之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字痴珠。”(88)“韦”与“魏”音同，且作者“少字痴珠”，韦痴珠与作者坎坷遭遇相似，故以此自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认为韩、韦二生均为作者自寓：“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当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89)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的《青楼梦》，邱炜萲《菽园赘谈·续小说闲评》认为：“《青楼梦》出近时苏州一俞姓者手笔，即此小说中所叙之金挹香其人，而邹拜林即其好友邹翰飞，尝著《三借庐赘谈》者也。此书专为自己写照，事实半从附会。”(90)《谭瀛室笔记》指出：“《九尾龟》小说之出现，又后于《繁华梦》，所记亦皆上海近三十年青楼之事。……书为常州张春帆君所撰……亦即张君以之自况也。”(91)可见在晚清以小说命名自寓的现象较之以前更为普遍。 明清时期小说寓意呈现复杂多样的状况，除以上我们重点论述的四种类型以外，还体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寓意内涵。例如，明代文言小说选集《文苑楂橘》中“楂橘”一词出自《庄子·天运》：“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92)明代吴敬所《国色天香》如此取名，“盖珍之也”。(93)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作品中蕴藏多种寓意，《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名著尤其如此。综而言之，笔者认为，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我们分明末、清初及晚清三个历史阶段作简要论述。先看明末，奸臣当道，党争激烈，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勾结官僚为所欲为，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以及后起的复社与之展开生死斗争。在对外关系上，满清、倭寇等对朱明江山构成极大威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形势下，实学思潮十分兴盛，提倡经世致用、崇实黜虚。这在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中有着集中体现。明末时事小说命名较为普遍体现出歌颂忠臣、贬斥奸佞的创作意图，这些作品将“斥奸”“忠”“烈”“警世”等词融入小说书名，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等。明末话本小说的命名也明显体现出很强的劝惩意味和现实精神，笔者以“三言”和《型世言》的命名为例试加说明。“三言”原名《古今小说》，共120种，后来改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衍庆堂刊印《喻世明言》的识语声称：“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按：原字缺)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94)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也指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95)劝戒色彩更为突出。“三言”的命名形式以及其中寓含的创作观念对话本小说的命名产生较大影响，例如，《型世言》卷一第一回《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回末评称，小说塑造诸多忠臣、义士、烈士等形象，“以为世型”，(96)作为世人的道德楷模。三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一名《喻世明言二刻》，《石点头》又名《醒世第二奇书》，明末以后的小说创作如《二刻醒世恒言》《警世奇观》《警世选言》《醒梦骈言》等的命名均不免沾染“三言”命名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