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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是研究泛化倾向。泛化指的是在研究中抓不住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面对着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但是我们在研究中，真正有现实价值的问题却提的很少，常常是在观念中发现问题，常常是在彼此的观念不同上进行争论。在真正现实问题上产生碰撞、形成对话很少，讨论起来也很快就转到观念上去了。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热闹了一番，很快转到观念中，现实中找不到观念的针对性，于是泛泛地套用观念。美学中非常难以让人理解的一点是在去年六月份美学会上有人对于美学精神的质疑，有人说不能叫美学精神，要叫审美精神。美学是个学科，审美是研究对象，怎么能这么套观念呢？美的研究和美自身是两回事，研究对象和方法与对象是两回事。蒋孔阳先生讲得很对：美就是建立在审美关系基础上的，在审美关系中有美和美感，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美的时候，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我的评价，美感在其中，而我说的美的过程就是审美过程，它们是一体的。可是我们现在把研究美的主观与客观的方法当成生活中的美，认为美与美感无关，这样，生活中让我们产生美感的东西就成了观念的东西，与美无关，然后我们通过研究将它们统一起来，这种方法让人哭笑不得。当我们发现美的时候，你能说在美的判断中没有对象？你说一个对象是美的时候，能没有你的感受？这是很荒唐的。二元论研究可以，但是对象不能二元论存在。马克思说，意识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现实在意识之外存在。研究过程中，研究本人对对象的介入和构成都综合在对象之中。但是为了观念，我们牺牲了对象，对象在我们的观念中消失了。所以这三个问题导致我们的文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现实。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想使文学理论进入文学实践，就涉及进入实践的中介范畴的建构。张江教授几次在会上呼吁，要进行范畴研究，我非常赞同。范畴是我们说话的根据，是理论从抽象通向具体过程中思维之网上的一个个网结。我们现在缺的是从代表着文学一般的抽象出发提升为文学具体研究的中介范畴。没有中介范畴，怎么把理论转换为批评呢？在刚才的主题发言中，张江教授问：用古代文论话语怎么批评现代味十足的诗歌呢？没有中介范畴转换不了。我写了几篇北方画派研究的文章，北方画派是国画，用古代文论的东西研究起来就特别舒服。对象一直延续着中国画的传统，古代那套表意、抒情的范畴就可以用。而在现代文论研究中，从一般简单的范畴出发到具体的中介范畴恰恰很少，这是我们在范畴研究中需要侧重的，要提炼指向实践的范畴，不要纯粹的观念范畴。 西方已经出现一些这样的范畴，比如主体间性，是典型的指向实践的范畴，它的特点就在于：在对话中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他者，但是通过对话，你的某一部分可以被我接受，我的话中有一部分可以被你接受，它们一合成，主体间性就形成了。这样的范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现在西方人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比如在《理论的帝国》一书中，好几个西方学者都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具体理论，米歇尔称之为媒介理论，媒介理论不是关于媒介的理论，而是具有媒介功能的理论，在抽象和现实之间有一个理论媒介，叫媒介理论。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介范畴。这类中介范畴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理论问题，就是实践中的东西如何上升为理论，因为理论的东西按照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它研究必然，研究普遍，研究永恒。那么对于生成的东西，对于流变的东西，对于构成的东西能不能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个关键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黑格尔已经解决了。黑格尔从历史过程之中分析，把演变过程抽象成一个历史过程。尽管它是颠倒的，但他的思路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明确的就是，所有的实践中都有可以抽象的理论范畴，就是相似性、可重复性、可延续性，但是它又是随时流变着的，随时构成着的，我们就研究这些问题，这些文学活动中的、文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现代传媒之下批评和传媒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传媒下文学写作和传播的关系问题，以前的那种写完后放在一边，作者就不在了，你跟书对话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作者就在那里，你可以点评，可以和他对话，甚至根据你们俩的对话写小说。我们有这样的中介范畴吗？没有。这不就是一种参与性接受吗？不是被动的文本接受，而是我构成文本，这个范畴如果有，不就是新范畴吗？ 我们的旧范畴也可以改造，比如文学个性问题，文学个性以前叫创作个性。我们说的文学创作个性其实已经是研究者文学接受的个性了，那不是创作个性。曹禺写《雷雨》时是怎么想的，其实是你猜测他怎么想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参与其中了，你建构其中了，你说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创作个性了，而是你接受的创作个性。离开了接受，还研究什么创作个性呢？可是我们以前的创作个性研究是不谈接受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接受了这个文本，能离开传播吗？能离开批评吗？批评潜移默化形成你的接受语境。所以我提出文学个性问题是关联着文学实践的四大方面的一个综合性问题，它由创作、接受、传播、批评四个方面构成。这四个方面又受外面更大的实践活动的制约。作家为什么创作，不是文学决定的，是文学之外的生活决定的。为什么用电视、电影传播而不用文字传播，因为传播的过程被科技容纳进去了，它在外面更大地规定着文学。所以文学实践既包括内在的也包括外在的关联性实践，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些中介范畴，就可以更好地把理论转化为实践，这就是我的看法。 本文为作者于2016年8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大连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校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