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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三个问题：一是语境问题，一是理论内驱力问题，一是外来的催化问题，我们只有一条路：建构。于是在这些年，我们就不断建构，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总体上的一个问题有待认真解决：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研究者要形成一种努力，必须面对和贴近我们自己的实践。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刚才张江教授提到曹顺庆教授当年提出的失语症，我是参与了讨论的，当时我提到中国的文论有一个特点：近一百年来我们一直与中国的问题贴得非常近，研究自己的问题不能说是失语，但如果没有自己的语言，这就是失语，我们介于失语和不失语的矛盾之间，不能把我们研究问题的取向都否定了，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贴近我们自己的实践？当我们贴近实践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自己实践的问题。在这个实践问题的舞台和平台上，我们呼唤中国的、西方的、传统的和各方面的理论，在问题研究中找到自己的趣味，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由来。 就这个问题，我分几个观点逐一讨论：一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要由文学回归到文学活动、文学实践，这一点我很赞同高建平老师。为什么叫回归？我们都听到过一个自明性的说法，就是：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但是研究文学的结果是什么呢？经过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发现文学理论离文学越来越远。用张江教授的话说，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为什么会成了这样，是不是对象设定出了问题？研究文学很容易导致一个倾向：研究文本。因为文本作为确定的、稳定的、延续恒常的研究对象，就放在这里，它是最确定的对象，也是最容易被观念俘虏的对象，所以研究文学很容易龟缩到研究文本。而一旦研究文本，我们就远离了实践。令我们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兴趣又不是研究文本的兴趣。童庆炳先生修订了多次的文艺理论教材把文学提升为文学活动，但是教材主要部分的构成都是文本构成：研究的风格、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功能、研究的文体，都是文本。为什么会这样，像童庆炳先生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这样的困境呢？研究文学时，文学文本的优势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跌入文本中心论的圈套。在教材中童先生引用了艾布拉姆斯的四元素说，四元素说有一个错解，即文学活动仅限于文本、读者、作者、世界这四个元素中的世界。世界在马克思那里是意识中和的结果，因此世界并不是教材所说的本原性的社会生活。这四个元素一旦离开了生活，文本、接受、创作，再加上主观世界，就在意识中闭合了，意识一闭合肯定远离实践。结果就是，当我们在运用文学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的理论找不到话语。2015年第4期《中国文学批评》发表了洪治纲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同质化的问题。“同质化”是从商业中借用的概念，谈的是文学创作中的雷同问题，其实文学理论中对这个问题是有论述的，个性研究、风格研究嘛，可为什么人家不用？就是因为我们的个性研究、风格研究越来越抽象化，没法用了，所以宁可运用商业用语把整个研究文学批评的话都改造一遍，这得费多大的劲啊。我们的文学理论怎么提供不了这种东西呢？文本中心论加上观念兴趣远离文本，最后就没有文本了。当文学没有文本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文学是什么？就是一个空白。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不回到实实在在充满活力的文学实践上来，文学理论再往下走，就成了我们这些搞文学理论的人恋恋不舍地在进行的孤立的理论活动，就成了一个没有应用价值的应用学科，这是我们搞理论的悲哀。 接下来我讲为什么提出回归文学实践。最近，我重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从抽象入手，通过研究向具体提升。应该从原始的、能够代表发展方向的、最有一般性的问题入手，抽象出简单的范畴，简单范畴自身分化到历史中，变成一个个中介范畴。他在追问最简单的范畴的时候，考察了原始社会、氏族公社，考察的结果提出了四个范畴：生产、消费、占有、分配，这成为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面。他说这四个方面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基本的活动关系，从中抽象的一般性就是可以不断分裂并延续到最后的一般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