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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看到语言如何成为豪迈的谎言，它可以脱离逻辑，可以毫不负责地游离于日常经验之外。花前月下，青年男女的对话时而冷酷、时而激昂、时而伴随着不属于这一场域的号角和步伐声，惟独没有含情脉脉，没有属于那个年纪的俏皮和温暖。田间地头，乡里乡亲之间学会了说大道理，那些散发出热哄哄的泥土味的家长里短和零零碎碎到哪里去了？语言被悬置起来，让我们无法使它与人物、情节发生切实的关联，它不提供经验，不提供身份，也不提供时间和地域，如同天外来客凭空进入一些归属于日常的生活，其中晃动着某个左右并蹂躏着语言的隐秘身影。同时，被架空的语言让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变得形态可疑，像拴了线的人偶被牵引着做出奇怪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同样演绎着欺骗。 时代在变，语言也在变，我们很快遭遇了它的又一次变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相信语言，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相比之前扭曲的负载，语言变得异常空洞。它不进行判断，对价值没有兴趣，对现实无感，倒把自己装扮得精巧又似是而非。于是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作家不动声色地完成某个复杂的故事，可能有关历史，可能有关现实，它讲述人性的复杂，讨论某个群体的困境，但当书合上的那一刻，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发问：“然后呢？”总会觉得在完整的故事之外还缺点什么，会隐约地察觉小说里的声音与故事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为此我们广泛地使用“冷静”这个词，并把它当成对作家、对语言积极而正面的评价。但是，在这种“冷静”之中，是否有内容，是否存在必要的辨析和自省，它到底是从冲动走向冷静，还是根本就是冷漠？如果我们相信语言仅仅被使用着，那么是作家们出了状况，而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一个自在的体系，那么当下所面对的言说到底来自何处又指向何方，就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冷漠和空洞是不是让文学呈现出了相同的面貌？ 在很多作家那里，语言越来越像是单纯的腔调。之所以这样或那样去讲，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语言所包含的伦理或秩序，而是它更容易被辨识，更容易被打上一个看上去有些来头的标签。可是，矫情、有趣、调侃，何以成为语言最重要的属性？它固然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可以让人把故事读得飞快。但是，飞快之后怎样？它们貌似色彩纷呈，但一个时代的语言仅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又何尝不是狭隘和单一的？语言总是躲躲闪闪，那些情调和趣味背后是它的茫然和无所事事，又惟恐碰了什么，惟恐沾染上什么麻烦，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热热闹闹地凑成一则无关痛痒的故事。当这样的语言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甚至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通行证，我们也就很难相信它能够讲述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能够应对风平浪静又激流暗涌的时代，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