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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于文学，似乎是一个明显到不必去谈的问题，什么文学不是由语言构成？然而我们发现，它却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十分严峻的问题。文学常常脱离语言，被孤立地谈论。在这种没有根据的文学里，语言被渐渐抽空，像一具失了灵魂的皮囊被四处滥用，它被简单地视为工具，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成为某种文学方式的铺路石。语言表面上的花团锦簇实际上隐藏着它的扭曲、单一、狭窄和空洞，这正如文学爆炸式的疯长背后是难以掩饰的乏力。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经历了语言的变异。平和、理性、逻辑、常识在语言中消失不见，甚至在这句话里我们可能更愿意使用“驱逐”和“流放”，但这本身就是问题。我们何以习惯性地在语言中扮演着一个暴君的角色，何以让语言表现出不受控制的强力，何以对语言的暴躁沾沾自喜而视之为文采或战斗的精神。语言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讲述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可是语言又是那样脆弱，脆弱到可以被任意地构造、生产和污染，且须付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分解和净化的可能。 随意翻开那几十年的小说、诗歌，不时让人脊背发冷。语言被烧得滚烫，像发红的通条或是烙铁，不断地向外散发着暴戾的气息。在城市、在乡村，“斗争”是对生活惟一的修饰，语言本身以及语言的表述在这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是如何讲述和表达仇恨。在那些作品里，“打倒”、“千刀万剐”、“死心烂肺”、“放毒水”成了日常用语，描述并强调着坚定与意志；在反映一个时代的“经典”中，代表着觉悟和热忱的孩子可以叫骂自己的婶子“贱货”；一位“进步”中的“纯真”新女性，要用“去掐、去唾”来获得证实。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语言，那么更让人感到恐慌的是，几十年过去，即便是那些最急于展示叛逆的作家，最想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作家，甚至最年轻的作家，会在不自觉中让它任意地流淌。那些令人恐惧的语言展示出了顽强异常的生命力，它们在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那里流转，被一次次地激活，变成一块酵母，足以使另一个时代的文学发酵、膨胀直至面目全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