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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发展和现代出版发展是根本分不开的 后来情况慢慢变了。很多知识分子自己做起了出版社。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中型出版社——开明书店。开明书店也是从商务印书馆出来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有个刊物叫《妇女杂志》，其中一个叫章锡琛的编辑在《妇女杂志》上刊文讨论“性解放”，商务印书馆的主管们觉得有伤风化，就把章锡琛解聘了。这件事以后，很多作家就鼓励章锡琛再办一个出版社，跟商务印书馆对着干。他们编了一批新文学教材。商务印书馆曾在晚清时候针对私塾的四书五经搞了一套新教材，后来中华书局针对辛亥革命搞了一套教材，但新文化运动起来后，一大批白话作家帮开明书店编了一套新文学教材，叫“开明教材”。当时编教材的有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林语堂等一批今天听上去名字响当当的大名人，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这套教材奠定了开明书店的基础，开明书店崛起了。开明书店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理想不一样，经营模式也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出版商跟文人的关系，而是一群文人自己在做出版，叶圣陶自己就是总编辑。他们也赚钱，养家糊口，也直接传播理想，同时对新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茅盾的《子夜》《春蚕》、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许多现代文学史上奠基性的作品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 一群作家办出版社，这个模式后来有很多。比如巴金。巴金早年是一个革命者，等他法国留学回来，当年跟他一起搞革命的同志都分散了，他理想中的革命也失败了，这时巴金心里充满了矛盾，非常痛苦，所以就把它们倾吐在小说里面，创作了很多革命故事。巴金后来名气越来越响，但他写得很痛苦。 1935年巴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批朋友，吴朗西、丽尼、陆蠡等等，他们有理想，喜欢文学创作，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们就自己凑钱办了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叫文化生活出版社，他们把巴金从日本叫回来做总编辑。巴金就这样开始编书，鲁迅支持他，茅盾也支持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抗战中出了很多书，其中有一套书叫“文学丛刊”，这套书每辑十六本，小说、诗歌、散文都有，一共出了十辑，共一百六十种书，里面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书，比如曹禺、何其芳、萧红等。解放前曹禺所有的剧本都是巴金出的。还有很多在战争期间死去的作家，巴金把他们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就这样出了一百六十多部，另外还出了很多长篇小说、剧本等。就这么几个年轻人做起了一个重要的出版社。 抗战时，国家面临沦亡，但中国文学著作的出版一点都没有少，很多优秀作家在这个时候涌现出来了。有大量的出版商在战争中不断地输送精神食粮，这很了不起。除了吃不饱饭，当时的出版人还要受生命威胁。当时巴金去了重庆，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是一个叫陆蠡的编辑，他最后死在日本宪兵队。但是尽管身处那么艰苦的环境，面临生死关口的考验，依然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在出版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民族危难时期，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出版援助了很多逃难的作家。 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建立与竞争、发展，到后来像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兴起与活跃，这样一个出版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出版与知识分子创建现代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出版商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他们把自己的写作、出版、文化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代文化发展和现代出版发展是根本分不开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一百二十周年主题系列讲座暨第二十五期大夏读书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