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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开民智，现代出版促进了新的知识人群的产生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于现代作家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他认准了哪个作家，觉得这个作家有希望，就主动为他包装、营销，不遗余力，最后把这个作家变成一个大作家，最典型的例子是林纾。林纾翻译的第一本小说是《茶花女》，一时洛阳纸贵。林纾后来出了一百七十多种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林纾不懂外文，要找一个懂外文的人跟他合作，如果跟他合作的人是一个品位比较高的人，就给他讲讲狄更斯、莎士比亚，如果合作的人是一个喜欢看通俗小说的人，林纾也搞不清楚，跟着他翻译，他一辈子翻译的一百七十多种作品当中，有三十多种是世界名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林纾老了以后，翻译的作品很多都是差的。张元济的日记里记着，某某编辑汇报林纾翻了一本烂书，张元济就指示下去：只要是林纾翻译的书照出，但是一定要让林纾重新修订，有的书名译得花里胡哨，张元济就让林纾把书名改掉。一个出版商跟作家之间是有斗争的，互相有牵制。其实张元济也是保护林纾，保证林纾的译作水平不至于太糟。 还有一个重要知识分子是严复。严复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民智不可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严复一心只做一件事：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他认为如果把西方思想传播开来，老百姓“民智”开了，就会慢慢懂得世界是怎么回事，中国一定会有希望。问题是严复要这样做，一定要有人支持，没有人支持就是白搭。严复的第一本书不是商务出的，接下来商务印书馆把严复的八本书全包了下来，而且印得非常好，不仅包装漂亮，张元济还亲自为每本书做了一个中西名字对照表附在后面，让读者搞清楚书中的人名和地名等。严复的翻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经济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等社会科学的雏形，这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是闻所未闻的。可以说严复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人群。严复在商务印书馆有股份，晚年严复就靠商务印书馆每年给他的版税生活。所以说，有了现代出版制度，对文人就有了一个直接保障，出版与文人之间达到了良好的关系，共同创建现代文化的事业。这种情况是现代出版的一种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